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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了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自以为有了对抗唐帝国的本钱，于是让咥运为先锋，统处月、处密、姑苏、畀失、歌逻禄等五部兵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东侵庭州，相继攻陷了金岭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杀掠数千人而去。这一下使得西域的安西都护府与西、庭二州均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西域的几大都督府均属羁縻建置，人心不稳，一旦形成连锁反应则局势立时便会糜烂，大事去矣。不能不说阿史那贺鲁的时机把握得既准又狠，完全瞅准了唐帝国的形势给了重重地一击。

这种情况之下帝国政府就显得极为尴尬，高宗初立之时便停止了征讨高丽的军事行动，就是因为听取了臣下修生养息的意见，要暂息兵戈。但是此种情况不打也得打，于是在当年冬便以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征，以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以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征发秦（州治在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在今甘肃西和西北）、岐（州治在今陕西风翔）、雍（州治在今陕西西安）等州汉军府兵三万，此外尚有瀚海都督吐迷度之子婆闰麾下回纥骁骑五万，取道天山北路进击。就在朝廷大军将要出发之际，庭州刺史骆弘义对于征讨阿史那贺鲁上了一个条陈，说是兵贵神速，如今天寒地冻正好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朝廷应该以阿史那贺鲁为主要打击目标，对于处月、处密等附从部族应该进行策反离间，然后征发他们的兵力一起对付阿史那贺鲁，这样便可以将其一举歼灭。这个条陈表面上看的确是好的，如果真的成功那朝廷惠而不费，可以在最少的损失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战果，因此高宗皇帝很快便通过了这个条陈，排遣了大量使者去西突厥诸部进行安抚宣慰。但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条陈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小看了阿史那贺鲁的政治能力，虽然他崛起时间很短，但对于手下各族经营得真如铁桶一般。结果派出去的使者除了射脾部酋长沙陀那速俟斤响应了帝国的征召之外，其余的使者均无功而返，甚至在处月部酋长朱邪孤注率先杀害唐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的影响之下，处密、处木昆等其他主要西突厥部族亦先后杀唐使者，与帝国彻底决裂。

此时西突厥诸族皆反，唐军战略意图完全暴露，再想闪击阿史那贺鲁已属天方夜谭，于是整个出征计划全盘推倒重来。朝廷此时依然保留了瑶池都督府，并未与阿史那贺鲁彻底决裂，还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远征军的主攻矛头却放到了敢于触犯帝国天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意图杀鸡儆猴。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初五，帝国远征军兵分两路，梁建方一路率军进抵牢山（约在今新疆奇台东北中蒙交界处之阿尔泰山），处月酋帅朱邪孤注率众死守牢山险要地带，拒不投降。梁建方分兵多路，在战鼓声中四面登山，一齐合围。结果，牢山虽险绝，处月部众虽然骁勇，但依然不能挽回败局，在四面围攻之下迅速崩溃，朱邪孤注眼见不支，连夜携亲族遁逃。唐军上下从李靖开始便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出征之后敌人首脑除非死了，否则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抓住。梁建方自然也秉承了这个传统，派副总管高德逸领轻骑兵穷追五百余里，朱邪孤注眼见绝无逃脱之希望后，又占据险要地形，幻想还能击破追兵。唐军急行军之后士气不坠，两军大战后高德逸阵擒朱邪孤注，历数其罪名之后斩杀当场以儆效尤。此战唐军斩首九千级，俘虏敌方酋帅六十，俘虏万余人，获牛、马、杂畜七万。赢得了牢山之战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契苾何力一路亦顺利击败处密部，“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此时唐军粮草亦耗尽，于是只能班师回国。之后在永徽四年（公元65３年），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标志了帝国重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西域东部地区，解除了阿史那贺鲁对庭、西二州的直接威胁，显示了帝国的军威，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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