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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倭国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就是它要离开亚洲进入欧洲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碰撞。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倭国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倭国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倭国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倭国侵略，他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倭国起见。”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在抗击倭国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份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也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交战双方，倭国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倭国是主动的。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倭国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倭国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倭国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中国呢，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的坠落。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地位。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矛盾在朝鲜爆发，并且马上就要上升到一种军事冲突的边缘。而李鸿章是不想打仗的，他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大概有三条：

第一条，他心里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打一场仗来搅和。这是中国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第二条，他深知中国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襟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倭国。

第三条，他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但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地位认识得较为深刻并且不断地做出改革回应的先行者。他目睹时局艰难，从承认中国国力和装备不如外国出发，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可惜，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使他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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