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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逢杨国忠为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继续备战。于天宝十三年(754)，又命李宓领兵10万，再征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士兵又不习水土，疾病流行，不战自溃。南诏乘机追杀，“兢角兢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汉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师沉江”。李宓战死，全军覆灭。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两次战争唐军死亡约20万，军费耗大，元气大伤。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力顾及南诏，吐蕃实现了多年想控制南诏的目的。至德年间(756-757)，吐蕃趁安史之乱，联兵南诏夺取巂州(西昌)、会同(会理)、台登(泸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直逼川西平原，威胁成都。

天宝战争是唐朝错误政策所造成，南诏反唐归吐蕃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代宗大历元年(766年)，阁逻凤在南诏王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所立之德化碑上，记述被逼反唐的苦衷，阁逻凤对国人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唐代政治家李泌曾中肯地评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

天宝战争后20年间，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和四川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南诏受吐蕃役使参予了这一争夺。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吐蕃联兵南诏，分3路攻唐之剑南道，企图夺取成都，唐将李晟率兵反击，大破吐蕃南诏联军，南诏伤亡惨重。吐蕃不顾南诏怨恨，借其王位交替，加强控制，改封南诏王为日东王，改兄弟之邦为君臣关系，并在南诏设置营堡，每年要南诏派兵镇防，又对南诏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劳役，使双方矛盾加深。异牟寻深感依附吐蕃的害处，当时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异牟寻进言：“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戌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同意此议，但只在暗中谋划，尚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恰在此时，唐朝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贞元三年(787)，德宗终于采取了宰相李泌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谋略。李泌虽不久病逝(789年)，但他的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计划，具体由西川节度使韦皋付诸实施。

韦皋首先招抚东爨首领，通过他们从中斡旋，掌握异牟寻意欲归唐的动向。其次，激化南诏与吐蕃矛盾，并显示军事实力。贞元四年(788)，吐蕃出兵10万，再度进攻成都。南诏也被迫从征，但驻兵金沙江北，按兵观望。韦皋有意将一封致南诏的信件转给吐蕃，吐蕃中计，对南诏的疑虑加深，派兵2万屯会川，阻击南诏，异牟寻怒，而引兵南归，使双方关系公开破裂。韦皋不失时机，进攻吐蕃，擒其大将乞藏遮遮。唐朝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劝诱，终使异牟寻决心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派出3批使者，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均达成都。在致韦皋的书信中痛诉受制吐蕃，汙辱先人，孤遗受欠、吞声无诉之“四难忍”，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遣巡官崔佐时于次年(794)正月到达苴羊城，异牟寻率子寻梦凑等与之会盟于点苍由。盟辞互约，唐与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南诏决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贞元十一年(795)，唐朝派遣袁滋为册南诏使，正式颁发了“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和唐重修和好，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发兵攻吐蕃。贞元十七年(801)，异牟寻与韦皋联军大败吐蕃，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南诏献俘于唐朝。吐蕃对南诏的威胁解除。

4、河陇之争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陇坻以西为陇右道。睿宗景云二年(711)，又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领凉、甘、肃、瓜、沙、伊、西7州。河西、陇右分治，习惯上简称河陇，大体上即是元明以后的甘肃和新疆东都地区。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即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