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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沙滩的胡同里看到一个布告，是共产党秘密张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上说学校要招收进步青年，将其培养为军队的团级干部，毕业后到抗日前线去。布告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能参军抗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为什么能吸引我呢，当时有着特殊的背景、因素刺激着我。在北平参加民先、学联组织以后，开展的都是地下、秘密的活动，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都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迫害学生的是警察，到学校抓人的是宪兵。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被残酷无情地镇压。在这样的环境下，促使我们这些青年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保证抗日救亡的权利和自由。

看了这个布告后，我就向孙滔林提出想去延安。孙是民先总队的组织部长，后来成立全国民先总部，他就成了北平总队的队长。我是民先总部的干事。他说，回去向市委请示一下。很快，市委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1937年4月上旬，我和我的爱人贺凌、吴钢(孙滔林的表弟)三个人离开北平，由地下党交通员陈东(东北人)带着我们，从北平上车，经过郑州，换车到了西安。到西安后，他把我们安排在旅馆里，就去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了。

等了几天，有汽车了，通知我们下午到办事处附近坐汽车。办事处派了一个瘦高个子、眼窝很深的广东人陪我们。同车去延安的还有一个老干部，叫周怡，他是做情报工作的。

两、三天后到了黄陵县，在红军的一个招待所里，驻有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他们年纪大的二十多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是“红小鬼”。“红小鬼”都很活泼，穿的衣服很长、很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红军。

第二天，继续上路，两个红军的高级干部上了我们的汽车。后来知道是罗瑞卿、刘晓，他们穿的衣服与警卫员的完全一样。在红军中，官兵是平等的。攀谈起来后，他们知道我们是北平来的学生，就问我们北平的情况如何。我们离开北平时，正值蒋介石从西安被放回南京，北平新、旧学联并存，双方闹矛盾、打架。罗瑞卿和刘晓都说：为什么你们进步学联不和国民党的学联搞统一战线、搞联合呢?我们说：联合不起来，我们要和他们联合，他们也不干。罗、刘说：还是应该联合。

从黄陵县出发，走了三、四天才到延安。到延安的时间，大概是4月下旬了。

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了秘书处长王首道，他说：你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到组织部去报到。报到之后，我们就住在组织部的招待所里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