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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整个宋蒙交战的四十多年里，宋朝一直都有机会反击。而蒙古也一直都专注于北方事务，除了西征，后来又有争夺汗位的内战，以及第一次讨伐日本的失败。而每一次，南宋都错失良机。

蒙古后来搞了个大迂回战略。这个策略套一句某个臭名昭著的公式就是“欲征服南宋必先征服大理，欲征服大理必先征服吐蕃”。当然，蒙古并没有一个成文的计划。这个策略的实施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240年至1252年。攻宋的统帅阔端被分封到凉州(今甘肃，青海的一部分)。由他主持的对西藏的征服。第二阶段则是1252年到1257年由忽必烈主持的对大理和交趾的征服。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这个策略，其实南宋也是可以搞的。南宋其时尽有荆川两淮，完全具备实行诸葛亮的《隆中对》的地理条件。由于南宋在四川秦岭一带的防守严密，元军不得不经营西藏绕路。但是反过来，如果南宋从四川出兵攻取西北相对要容易的多。而从南宋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攻金还是攻元，最佳的出兵路线并不是陆上，而是海上。南宋的海军强大。曾经有把金军舰队堵在港里包饺子的纪录。然而南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派遣陆军乘船在渤海湾或辽东登陆，抄金国或蒙元老巢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只知道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端平入洛”之后就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敢主动进攻，只好说南宋无人了。

南宋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不敢发动群众。不论是对金还是对蒙，南宋在敌后都不缺乏自发反抗的义军。但是南宋是怎样对待这些义军的呢?在表面上，南宋自然做出一副高姿态，招徕各地的义军。但实际上一旦义军来归，则必然不是束之高阁，就是投闲置散，甚至还有必置于死地而后快的。

例如辛弃疾二十一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转江阴签判，他不顾官职低微，进《九议》、《美芹十论》等奏疏，具体分析南北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加强实力、适时进兵、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大计，却均未被采纳。此后，担任司农寺主簿，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等等，最后被诬落职，一直投闲置散，先后在信州上饶、铅山两地闲居近二十年。直到晚年才被起用任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终因忧愤而卒。

再如山东的红袄军本是抗金的义军。被南宋收编之后却处处受到猜忌。首领李全在前线作战生死未明，后方却在计议如何杀害其一家老小，最后把李全的妻子杨妙真逼反。跟着李全一起投降了蒙古。本来还属于拉锯地区的山东就此逐步倒向蒙古一边。

象辛弃疾、李全、杨妙真本该是南宋收复故土的先锋，最后却都为南宋所忌所害，这种情况下，天下热血志士岂不齿冷?谁还要给南宋卖命?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历次抗击外族入侵中也是表露无遗。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并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方法不对头。例如太原失陷后阎锡山曾经表示坚决不退出山西，誓言与山西共存亡。但是这种气节写在纸面上固然很漂亮，但是一旦群众组织起来也要与山西共存亡时，阎锡山就不得不考虑这些群众组织是否会动摇他的统治了。最保险的方法当然是解散群众组织。但是这样也就势必打击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甚至把自己和群众敌对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历次外族入侵中，外族的人数极少却能够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每次能够在危急关头成功抗击外族的英雄如岳飞等等都是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支持的结果。但是如岳飞这种深得民心的人物也恰恰是皇帝的忌讳。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扮演的正是皇帝和岳飞的角色。

即没有正确的战略，又只知道消极防守，还不敢发动群众，对群众抗击敌寇的热情恨之入骨，怕的要死，这样的一个南宋政府不管是联金还是联蒙最后都是要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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