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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

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

在他们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几章的内容来追溯美国从二战中开始的生物战项目的历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发表的关于此书的书评说：“两位教授的研究详细地展示了联邦政府、军事单位、医药行业和医疗研究机构如何长时间协作研制生物武器并准备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历史学家披露了美国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在二战中的细菌战项目整合进自己战后发展生物武器规划的。

两位教授描述了美国如何根据军方的提议，豁免了一批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将，以此换来他们在共享生物武器秘密技术方面的合作。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石井曾率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把盟军的战俘和中国老百姓用于令人恐惧的实验。

至于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美国和生物武器》与美国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所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生物战》两本书可以相互印证。《死亡工厂》中译本200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美国和生物武器：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尚未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艾迪科特教授说，由于美国有大量的核武器储备和通常意义上的尖端技术，因此，它是最有能力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国家。朝鲜战争的事实表明，美国为达到其自身目的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庇护战犯，使自己也成为国际战争罪犯。

而葛法蓝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告诫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们。他在声明中说：“我希望一门有如此高尚传统的科学不应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相信我充分地表达了全世界微生物学家的想法。那些为与疾病和人类的苦难斗争而做出奉献、有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不应该辱没对他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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