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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电子侦察分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共计22昼夜，在出色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歼敌154人，解救迷路被围战友98人，全分队牺牲11人，重伤9人，至于轻伤则无法统计(最后一战全部人员都带伤)。其中：我们业务人员牺牲2人，重伤4人。

在反击战中，我军减员呈哑铃型，开战前几天由于勇敢有余，经验不足，伤亡较大;后期撤军途中在越军的围追堵截下，失踪、被俘人员较多，这是事实。我看过很多参战部队的战役总结，无一例外的对撤退行动写得很少，无一例外的称部队“完整撤出”。无一例外的称“没有丢失一个伤员，一具烈士遗体”，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应该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我分队回国后直接被空运回昆明，休整了一个多月才解散，主要是总结、评功和疗伤。期间总参、军区各级领导以及其他参战部队的高级领导多次看望慰问，但从没有地方的各级领导和新闻、文艺单位登门，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作无名英雄。

评功中我们大多数人都荣立二等功，最差的也是三等功，队长最吃亏。兄弟部队给他建议特等功，我们推荐的也是特功，前指经过平衡，上报的是一等功，但他们单位给他的是二等功，原因是“未能严格执行上级命令”。我们当时很不理解，但他从没有说过什么。后来我到北京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周日经常到他们单位去玩，才了解到原来另有隐情。

队长在他们单位兼任教导队教员时(不在北京)教过一个女学员，这个女学员毕业后又分到队长手下，在共事中，她对队长由仰慕变成爱慕，两人又都是初恋，感情极好。队长包括其他人只知道她是普通军干子弟，谁知粉碎四人帮后，他父亲出来工作，竟是军队的一位高官，她母亲也出任队长单位总部的组织部部长。但队长和其他人仍不知这一情况。

队长看着大家说道：“虽然我们和被围部队不是一个系统的，但带着三点红的都是战友，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战友遇难不管，对不起良心。越军说是包围了他们，就那点儿兵力肯定只是在他们北面阻击，我们摸到敌人背后突然发起进攻，敌人一定慌乱，被围部队士气会大增，南北夹击，打开个口子并不难，顶上十分钟，冲出多少算多少，没时间了，投票表决吧!”

投票结果：大部分同志同意打一下。

队长说：“那好，我们分成两部分，309带上二排和各业务组以及设备仍按原计划到A地点等车，我带一排，再从各业务组挑选出20个人去救人，保持通信联络，战斗部队多带机枪弹药，大家快去准备吧!”

“等等，我不主张打可并不是怕死，队长你带人下去，打仗是我的事!”H连长激动地说。

队长严厉的回绝：“打是我的主张，一切责任由我负，仗也得由我打，把同志们带下去是你的责任，这是命令，别争了!”

队长打开了送话器：“呼叫，呼叫，听到请回答。”

“听到!听到!首长请讲，首长请讲!”

“把你的党员组织起来，用党纪、军纪约束他们，谁也不许灰球!每个党员带两三个战士，没用的东西扔掉，带上伤员、烈士。组织一个班的敢死队，死命往西北打，其他人准备，听到我们的枪声马上向我们靠拢，明白没有!”队长好一口山西话，说得我们很多同志都没听明白。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首长!同志们，快集合，大部队增援我们来了!”报话机里传来山西排长欣喜若狂的喊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