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冬：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41 爱思想 袁家冬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明王朝内忧外患，财政疲惫，国力日渐衰落，而日本则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大业的完成逐渐崛起。以明王朝为中心，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日本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琉球王国两属地位的确立，东亚地区中、日两强相争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明朝政府海洋意识淡薄，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消极，特别是对待琉球王国两属外交的容忍，纵容了日本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强行吞并。可以说，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 关 键 词：日本 萨摩藩 琉球 东亚 地缘政治 前言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国力日益衰落。而日本则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大业的完成逐渐崛起。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由明王朝构筑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日本的挑战。日本为在东亚国际新秩序的构筑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不断强化本国的公权力，一方面积极扩大自己的地区影响力。丰臣秀吉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于1592年和1597年，发动了两次对明朝附属国——朝鲜的侵略战争(万历朝鲜战争)，但是均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夺得政权。日本将战略重点转移到明王朝海防力量薄弱的琉球群岛。1609年，日本萨摩藩发动了对明王朝另一个附属国——琉球王国的侵略战争。萨摩藩以强大的军事优势为背景，强迫琉球王国向日本纳贡称臣，割让领土，将琉球王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的挑战下，传统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开始动摇。 国内学者对于日本与古代琉球王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872年以后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吞并过程，关于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米庆余在《琉球历史研究》一书中运用大量史料，对萨摩藩入侵琉球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详尽的论述。①何慈毅在《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一书中对萨摩藩入侵琉球前后日本江户幕府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②徐振江从1609年前后围绕琉球群岛地缘政治关系变化的角度，对萨摩藩入侵琉球所产生的影响作出了简明的分析。③刘晓露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分析。④总体上看，我国学术界对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的关注仍显不足。加强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对于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地缘关系背景、历史过程、主要原因以及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琉球群岛的历史，探讨琉球群岛的未来走势，维护与琉球群岛地缘关系密切的我国钓鱼岛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正确处理对日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借口与真实动机 (一)“印判”与“纹船”的发难 萨摩藩是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前统治九州岛南部的地方政权，其势力范围涉及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国家萨摩国(现鹿儿岛县西部)、大隅国(现鹿儿岛县东部及大隅诸岛)和日向国诸县郡(现宫崎县西南部)等地区。江户时代(1603—1868)的“幕藩体制”确立后，该政权遂成为萨摩藩，明治维新后正式命名为鹿儿岛藩。⑤本文采用萨摩藩来统一“幕藩体制”成立前后对于萨摩这一政治实体的称谓。 地处日本九州岛南部的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互为近邻，双方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1372年，琉球国中山王接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册封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琉球王国以对明朝贡贸易为背景，积极开展与日本的中转贸易。为了加强对萨琉之间来往商船的管理，1508年，萨摩藩开始向琉球渡航商船发行“琉球渡海朱印状”(琉球渡航许可证，简称“印判”)。1566年，岛津义久世袭萨摩藩藩主后，萨摩藩加强了对琉球渡航商船的管理，对没有“印判”的商船采取没收商品、扣押船只的严格取缔措施，并希望得到琉球王国的配合。但是，琉球王国对此并未十分重视，照旧允许一些没有“印判”的商船在那霸港从事交易活动，这引起萨摩藩的不满。1574年，萨摩藩将多年来琉球王国的“违约”案件整理成文，送交琉球王国，并警告琉球王国若不“痛改前非”，必将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6) 1575年3月，琉球王国派遣一艘“纹船”(琉球国王派往萨摩藩的外交官船)赴萨摩藩祝贺岛津义久世袭萨摩藩藩主。萨摩藩重臣上原尚近和上井觉兼当面发难，要求琉球王国的使节对近年来琉球王国的“违约”案件以及“纹船”姗姗来迟、贺礼微薄等一一做出解释。岛津义久世袭萨摩藩藩主当初，正值琉球王国尚元王驾崩，尚永王即位，琉球王国因国务繁杂，故而没有及时遣使祝贺。对于萨摩藩重臣借“纹船”发难，有学者认为，岛津义久世袭萨摩藩藩主九年后，国内权利基础日趋稳定，希望通过强迫琉球王国接受萨摩藩的“印判”制度，控制琉球王国的海上贸易，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萨摩藩借“纹船”发难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控制琉球王国的理由。(7)这个观点在后来萨摩藩对琉球王国不断的施压中得到了证实。 (二)“借金”与“来聘”的借口 1588年8月，萨摩藩藩主岛津义弘前往京都拜见丰臣秀吉，丰臣秀吉表示希望通过萨摩藩要求琉球王国臣服日本。1590年2月，丰臣秀吉又遣使赴琉，再次要求琉球王国向日本朝贡，否则出兵征讨。初登王位的尚宁不想得罪日本，遂遣使赴萨摩藩，献礼修好。琉球王国的使者被岛津义弘带往京都谒见丰臣秀吉。1591年10月，岛津义弘致书琉球国王尚宁，称丰臣秀吉计划进攻朝鲜，要求琉球王国负担七千名军人十个月的粮饷。对于这一要求，琉球国王尚宁按照负责外交事务的三司官谢名亲方利山(郑迥)的意见予以拒绝。(8)丰臣秀吉遂致书威胁琉球国王尚宁：“我自卑贱膺运兴，以威武定日本。六十余州既入掌中，至远近无不共朝贺。然尔琉球国，自拥弹丸之地，恃险远，未聘贡。故今特告尔，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时，先屠乃国，玉石俱焚之。”(9)在丰臣秀吉的威胁下，琉球国王尚宁最终交出一半粮饷，剩余部分萨摩藩提出愿意“代为垫付”，但要求琉球王国日后偿还。谢名亲方利山答应了萨摩藩的要求。这样，琉球王国就欠下萨摩藩一笔“借金”。后来“讨债”成为萨摩藩入侵琉球王国的一个借口。 1602年末，一艘琉球王国的贡船遭遇风暴，漂流至日本陆奥地区(本州岛东北部)，得到当地日本人的救助。1603年初，德川家康令其家臣本多正纯将琉球船员交给萨摩藩。遵照德川家康的指示，由萨摩藩将琉球船员送回琉球王国，但要求琉球王国“来聘”(派遣使节进贡)致谢。1604年2月，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催促琉球王国向江户幕府派使“来聘”。琉球国王尚宁未予理睬。1605年7月，德川家康令平户藩藩主松浦镇信派人与琉球王国接触，要求琉球王国“来聘”，又遭到琉球国王尚宁的拒绝。德川家康认为琉球国王失礼。1606年8月，德川家康致信岛津家久，信中表示了他对琉球国王的不满，并流露出征讨琉球王国的意图。⑩1607年5月，德川家康再次命令萨摩藩催促琉球王国“来聘”；1607年9月，岛津家久派遣使节前往琉球王国，就“来聘”问题与琉球王国进行最后交涉。对于江户幕府和萨摩藩三番五次地要求“来聘”，谢名亲方利山严词拒绝，并羞辱了来使。德川家康与琉球王国之间因“来聘”问题产生的矛盾成为萨摩藩入侵琉球王国的又一个借口。 (三)萨摩藩的真实动机 自1197年岛津忠久被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任命为萨摩、大隅、日向的守护官以来，岛津家族一直统治着九州岛南部的广大地区。在日本战国时代(1493—1590)末期，萨摩藩日益强盛，开始向九州岛的中部和北部扩张，并先后征服了日向(现宫崎县大部)、肥后(现熊本县大部)、肥前(现佐贺县和长崎县大部)诸国。面对萨摩藩咄咄逼人的攻势，九州岛北部的丰前(现福冈县东北部和大分县北部)、丰后(现大分县大部)、筑前(现福冈县西部)、筑后(现福冈县南部)诸国纷纷向丰臣秀吉求助。1585年10月，丰臣秀吉命令萨摩藩停止军事行动，被萨摩藩拒绝。1586年7月，丰臣秀吉出兵征讨萨摩藩，并于1587年5月征服了萨摩藩，平定了九州岛。(11) 这场战争的失败使萨摩藩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萨摩藩不但失去许多已经到手的土地，而且因一万三千多人的武士团的庞大军费支出，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萨摩藩地处火山地带，土壤类型以火山灰堆积物为主，土地贫瘠，农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贫困。岛津家久既害怕通过增加税收解决财政问题会引起萨摩藩众臣的不满，又十分担心过剩的军力可能带来内乱。因此，转移国内矛盾成为岛津家久发动侵略琉球战争的一个真实动机。 不仅如此，萨摩藩地处日本列岛边缘，在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上远离日本的权力中心，一直想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建立政权则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因此，日本学者纸屋敦之指出，转移经济贫困可能引起的内部矛盾和满足其与经济基础不相称的国家欲望的政治野心，使得萨摩藩在琉球政策上铤而走险。这就是萨摩藩进攻琉球的侵略动机。(12) (四)江户幕府的国家战略 1590年7月，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积极推行征服明王朝的大陆扩张政策，同时谋求将琉球群岛和朝鲜半岛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13)1592年4月和1597年2月，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挑战明王朝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1598年8月，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夺得政权，并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德川家康积极推动所谓“善邻外交”，一边开始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一边希望通过琉球王国的中介修复日本与明王朝之间因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破坏的外交关系，恢复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江户幕府的“善邻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实际上，德川家康也未放弃对以明王朝为中心，建立在封贡制度下的东亚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只是将战略目标从朝鲜半岛转移到远离中国大陆的琉球群岛。(14) 在“来聘”问题上不难看出，德川家康对琉球王国的高压态度绝非“善邻外交”之所为。实际上，万历朝鲜战争后，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关系恶化，明王朝严格限制对日本的贸易，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使得日本失去了许多对明贸易的商业利益。德川家康强迫琉球王国“来聘”，臣服日本，并利用琉球王国，改善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重启日本的对明贸易，然后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才是其真实的目的。因此，如果说萨摩藩入侵琉球最初只是萨摩藩为了扩大领地和攫取琉球王国对明王朝朝贡贸易利益的一项地方政策的话，那么，后来由于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支持，这一地方政策逐渐演变为江户幕府主导的一项日本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琉球王国的强行吞并正是这一国家战略的延续。 二、萨摩藩入侵琉球始末 (一)战争目标的选择 1602年，岛津家久继位成为萨摩第十八代藩主。此时，萨摩藩刚刚经历过日本的国内战争，百废待兴。岛津家久面临着克服财政困难，扩大对外影响，强化权力基础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动对琉球王国的侵略战争成为岛津家久的一个选择。岛津家久之所以选择琉球王国作为进攻目标，主要是因为岛津家久发现德川家康派平户藩藩主松浦镇信与琉球王国接触，担心如果江户幕府不把萨摩藩作为日本对琉球王国外交关系的唯一窗口，萨摩藩将失去对琉球王国的垄断地位。因此，岛津家久于1606年就开始与重臣们商议出兵大岛(奄美大岛)的侵略战争计划。 (15) 但是，因“石纲船”和“隐知行”的内政问题，岛津家久的战争计划最初遭到萨摩藩重臣们的反对。所谓“石纲船”是指江户幕府在建设江户(东京)城时要求萨摩藩建造300艘运送石料的船。因地方财力不足，萨摩藩未能按时交付300艘“石纲船”。所谓“隐知行”问题一个是税赋问题。“知行”是日本古代至近代封建领主行使的支配权。江户幕府每年按照各藩国的实际收入征收地方税，在核对账簿时发现萨摩藩隐瞒了十一万八千石的收入。江户幕府对“石纲船”和“隐知行”问题十分不满，要求萨摩藩查明真相。岛津家久的家臣们忙于应对江户幕府的追究，无暇顾及岛津家久进攻琉球王国的战争计划。(16) 1606年4月1日，身在江户的岛津家久听了岛津义弘传达的萨摩藩重臣们对发动琉球王国侵略战争计划的消极意见后，依然坚持己见，并以“石纲船”建造耗资巨大，萨摩藩财政困难，重振萨摩藩的经济必须征服琉球王国，通过琉球王国可以修复因万历朝鲜战争中断的日本对明王朝的贸易等为由，反复向德川家康请求出兵琉球，并最终说服了德川家康。1606年6月17日，江户幕府批准了萨摩藩侵略琉球的战争计划。(17)这样，岛津家久把萨摩藩的琉球政策作为江户幕府对明王朝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户幕府的中央权力为背景，力排萨摩藩内部的反对意见，将侵略琉球王国的战争计划一步步推向深入，并付诸落实。 (二)军事行动的展开 1609年3月4日，萨摩藩军队在桦山久高和平田增宗的率领下派出战船百艘，士兵三千，从山川港出发向琉球王国发起进攻，途经吐噶喇列岛时强征20名船长和250名水手担任向导。3月7日，萨摩藩军队抵达奄美诸岛，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军事抵抗。奄美大岛的居民对登陆的萨摩藩军队非常友善，甚至还为其提供物资补给。3月8日，萨摩藩军队占领了奄美大岛、喜界岛。稍事休整，萨摩藩军队3月16日南下进攻德之岛。萨摩藩军队在德之岛遭遇顽强抵抗，但军事实力悬殊，终于3月22日攻陷德之岛。3月24日，萨摩藩军队乘胜攻陷了冲永良部岛；3月26日，在冲绳岛北部的云天港登陆；3月27日，攻陷今归仁城，直逼琉球王国首府首里城。琉球王国动员四千兵力防守首里城，但是，以刀剑、长矛和弓箭为武器的琉球守军与以火枪为武器，经过日本国内战国时代历练的萨摩藩强兵相比，战斗力差距明显。虽然琉球守军在谢名亲方利山、丰见城亲方盛续(毛继祖)和越来亲方朝首(向德深)等人的率领下，在浦添、那霸港、识名原等局部地区进行了有限的抵抗，但仍无法挽回战事全局。(18)4月4日，琉球国王尚宁开城投降；4月5日，萨摩藩军队接管了首里城；又经过十余天战斗，控制冲绳岛。琉球国王尚宁和三司官等众臣都成为萨摩藩的俘虏。萨摩藩控制冲绳岛后没有向庆良间诸岛、久米岛、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等岛屿派兵，而是通过琉球王国的三司官命令这些岛屿的守军放弃抵抗，向萨摩藩投降。根据史料记载，战争期间萨摩藩军队对琉球一般民众的掠夺、放火和杀戮时有发生。虽然有日本学者认为，萨摩藩军队军纪严明，禁止针对平民的战争犯罪行为，但是，在战场上所谓军纪并未被严格遵守。士兵素质低下、军官故意纵容成为上述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19) (三)战后事务的处理 1609年5月15日，琉球国王尚宁及众臣一百余人被押往萨摩藩。德川家康对于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军事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1609年7月7日，江户幕府授予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对琉球群岛的统治权，但同时指示岛津家久不要把琉球国王尚宁当做俘虏，而是要按照接待外国使节的规格给予琉球国王一行应有的礼遇。按照德川家康的指示，1610年5月16日，琉球国王尚宁一行被岛津家久带往江户，7月20日到达京都，8月6日到达骏府城。8月14日，德川家康在骏府城接受了琉球国王尚宁的谒见。8月25日，尚宁一行到达江户。8月28日，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江户城接受了琉球国王尚宁的谒见。在此之前，江户幕府也曾接受过朝鲜、荷兰等外国使节的谒见。但是，琉球国王尚宁的谒见是一国之君的谒见，而且是通过军事手段得以实现的，其政治意义明显不同。所以，琉球国王尚宁的谒见得到了江户幕府异乎寻常的重视。9月3日，德川秀忠宴请琉球国王尚宁和岛津家久，席间德川秀忠向尚宁表示，江户幕府并无以他姓取代中山王之意，保证琉球王国的国家延续，(20)并令岛津家久速将尚宁送还回国。 1610年9月15日，尚宁等人离开江户，12月24日回到鹿儿岛。但是，岛津家久并未允许尚宁一行回国。1611年9月19日，萨摩藩向尚宁提出琉球王国必须遵守的15条基本法律(掟十五カ条)，其中包括对琉球王国对外贸易和航海自由的限制；对琉球王国人事权的限制；对琉球王国年贡税收的规定以及对琉球王国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定等直接干涉琉球王国内政的内容，以及要求琉球王国君臣发誓永远效忠萨摩藩，并割让奄美诸岛等苛刻条件。在萨摩藩的武力威胁下，琉球国王尚宁及众臣被迫在“起请文”(起誓书)上签字画押。只有谢名亲方利山厉斥萨摩藩的强盗行径，拒绝签字效忠。9月19日下午四时许，63岁的谢名亲方利山在鹿儿岛遭斩首示众。1611年12月15日，琉球国王尚宁及众臣被释放回国。(21) 三、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东亚各国的反应 (一)明王朝的无奈与默认 1589年1月，尚宁继位后一直未向明王朝请求正式册封。万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的江户幕府和萨摩藩对琉球王国不断施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尚宁认为成为丰臣秀吉的家臣是一件可耻的事，于1591年7月派人秘密将丰臣秀吉计划入侵朝鲜等动向上奏明朝。万历十九年，“癸未大学士许国等题昨得浙江福建抚臣共报日本倭奴招诱琉球入犯……”(22)甲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称琉球贡使预报倭警”。(23)同时，尚宁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多次向明王朝请求册封。但是，由于倭寇骚扰东海，颁封事务一拖再拖，直到尚宁继位17年后的1606年6月，明朝政府才派遣夏子阳为册封使出使琉球，正式册封尚宁为琉球国王。 1606年6月至11月，夏子阳在琉球滞留期间，看到许多佩刀的日本商人在那霸横行霸道。“我众与倭各卫其舟，致有争竞。倭伤首役一人，血流淋漓；众遂大怖，扶归哀诉，状颇仓皇。……先是，辛酉之使，前导驱倭不退，以鞭鞭之；倭怒，操利刃削其鞭立断，然亦未尝伤人。”(24)夏子阳也了解到琉球王府为了防范倭寇的骚扰，在冲绳岛北部的今归仁地区部署了千名守军。夏子阳回国后一直担心琉球的安全受到日本的威胁。当琉球王国的谢恩使毛凤仪请他转呈琉球国王尚宁为了解决经济困境要求扩大对明贸易的请愿书时，夏子阳认为对明贸易的扩大可能会导致日本的侵略，当即予以拒绝。(25)但是，夏子阳担心的日本对琉球王国的侵略不久便成为事实。 册封尚宁国王三年后，萨摩藩对琉球王国发动侵略战争，国王尚宁被俘，成为萨摩藩的人质，被扣押了两年零六个月之久。尚宁被日本扣押期间，临时负责琉球王国政务的三司官名护亲方良丰(马良弼)于1609年10月派遣郑俊出使明朝通报“倭乱”。1610年1月，又派遣进贡使毛凤仪来到福州，通过福建巡抚陈子贞等官员将“倭乱”之事禀报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下旨召毛凤仪等进京。毛凤仪当面向神宗皇帝禀报萨摩藩出兵进攻琉球王国，俘虏了国王尚宁，萨摩藩强迫琉球王国割让土地，纳贡称臣，国王尚宁被迫接受了萨摩藩的要求，不久便可回国等情况。神宗皇帝听后非常震惊，令毛凤仪等转达对蒙受“倭乱”的琉球国王尚宁的安抚，同时要求福建官员将“倭乱”的细节再度上报。之后，福建巡抚陈子贞收集了大量关于“倭乱"的资料，整理后上奏神宗皇帝。至此，琉球王国遭受“倭乱”的消息在明朝官员中迅速传开。(26) 对于萨摩藩入侵琉球，明王朝的许多官员最初认为“倭乱”导致琉球王国被萨摩藩兼并。(27)但是，后来逐渐认识到琉球王国并未灭亡，它只是既接受明朝的册封，又臣服于萨摩藩，既向明朝进贡，也向日本进贡，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附属国。(28)明王朝默认了这一现实，对萨摩藩入侵琉球一直保持沉默，未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 明王朝最终没能在舆论上和军事上援助琉球。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从内政外交上看，明王朝国内天灾人祸不断，“朋党之争”导致政权腐败，人心涣散，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得明王朝自顾不暇。其二，从国防安全的角度上看，明王朝海洋意识淡薄，重视陆防、轻视海防，认为琉球与朝鲜不同，在明王朝国防安全上的地缘战略意义并不重要。其三，从国家实力的角度上看，明王朝在万历朝鲜战争中国力耗尽，财政疲惫，没有掌握足够的制海权，无力出海援助远离中国大陆的琉球。 (二)朝鲜王国的关心与忧虑 朝鲜王国与琉球王国之间通过进贡使的往来保持着良好的藩属国之间的交往。万历朝鲜战争以后，朝鲜国王在给琉球国王的信件中表达了希望两国交好，共同防范日本的意愿。(28) 萨摩藩入侵琉球后，朝鲜国燕行使郑士信在日记中叙述了与琉球国使节毛凤仪会见，并送上朝鲜国王的书简和礼品的细节。当询问“倭乱”之事时，毛凤仪等告知：万历三十六年(1608)，德川家康令琉球春秋两次修贡，琉球国王不从，家康遂命萨摩藩出兵征讨。琉球国王言罪在己身，不可连累无辜民众，舍身萨摩军前被俘。家康念王爱民之志，自赴国难，称王乃天下义主，欲将其送还回国。(30)至此，“倭乱”的消息在朝鲜王国传开。1612年，琉球国王尚宁致信朝鲜国王，通报了“倭乱”之事。“吾与阁下同受天朝册封。国家蒙受外国侵略，生灵涂炭，痛苦不堪，被迫离国三年。虽与倭议和，得以还朝。今后倭贼可能随时来袭，理应加固防备，为防不测。”(31) 朝鲜王国对琉球王国的命运深感忧虑，担心“倭乱”再次祸及朝鲜时不能得到宗主国明王朝的保护。于是，开始积极改善与日本的关系。1609年3月，朝鲜王国与日本缔结了“己酉条约”，恢复了朝鲜王国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朝鲜王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后，琉球王国与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1638年以后两国断绝了交往。 (三)琉球王国的挣扎与努力 “倭乱”使得琉球王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然在当时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下，江户幕府极力避免在琉球问题上与东亚盟主明王朝之间的外交摩擦，并希望通过琉球王国来改善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恢复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因此延续了琉球王国的国家体制，但是，琉球王国的国家主体性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虽然在形式上琉球王国依然是东亚地区的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其国家命脉实际上牢牢地掌握在江户幕府和萨摩藩的手中。历史上，经历“倭乱”后的琉球王国在恢复国家主体性方面曾做出过积极努力。但是，由于江户幕府和萨摩藩的严格控制以及明王朝的冷落，这些努力均付诸东流。 1612年1月，琉球国王派遣进贡使栢寿、陈华出使明朝，奉表入贡。但是，贡品中掺杂着一些日本土特产品，栢寿、陈华等对此解释说，“倭乱”使得琉球国民生活贫困，因而贡品准备不周。明王朝首辅叶向高怀疑琉球王国已被日本兼并，日本人在暗中操控琉球的朝贡贸易，并从中受益，因而主张拒收琉球王国的贡品。针对朝廷内部的议论，神宗皇帝接受礼部的建议，命福建布政司向栢寿、陈华等人转告圣意，“琉球新经残破，财匮人乏，何必间关远来?还当厚自缮聚，俟十年之后物力稍完，然后复修贡职，未为晚也”，(32)并命琉球王国十年一贡。但是，十年一贡意味着贸易机会的减少，对琉球王国的经济打击很大。1614年9月，琉球国王尚宁派遣吴鹤龄、蔡坚出使明王朝，提出恢复两年一贡的要求。明王朝怀疑琉球王国要求恢复贡期的要求是受到萨摩藩的指使，因此予以拒绝。1617年6月，琉球国王尚宁又派遣毛继祖、蔡坚出使明王朝，再次提出恢复两年一贡要求，仍遭明王朝拒绝。 直到1623年，明王朝才批准琉球五年一贡，但两年一贡的旧制一直未能恢复。 明王朝出于对萨琉关系的戒备多次拒绝了琉球王国恢复贡期要求，使得江户幕府意识到利用琉球王国的中介改善与明王朝的外交关系，恢复与明王朝之间的贸易十分渺茫。为了迷惑明王朝，江户幕府要求萨摩藩在处理琉球关系问题时小心谨慎，处处制造假相。萨摩藩要求琉球王国的“谢恩使”赴江户朝贡时必须身着唐装，蓄中国式胡须，一路敲锣打鼓，演奏中国音乐，列队行进，演出外国使节朝贡的场面。(33)为了攫取琉球王国对明朝贡贸易的利益，萨摩藩一方面在已经成为萨摩藩直辖地的奄美大岛和德之岛设置“大岛代官所”、“大岛奉行所”等机构，加强对奄美诸岛的控制，一方面要求琉球王国向奄美诸岛派驻官员，在形式上保留琉球王国的独立，制造奄美诸岛仍归琉球王国管理的假象。1624年8月20日，萨摩藩决定放宽对琉球王国的人事权、裁判权、祭祀权的控制，允许琉球王国保留一定的自治权。(34)随着长期压抑体制的缓和，琉球王国的国家意识逐渐恢复，并通过身份制度的建立、行政机构重组等一系列的改革来强化王府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职能。这些改革虽然使琉球王国的国家主体性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琉球王国不能从根本上脱离日本“幕藩体制”大的政治框架，因而终究无法摆脱江户幕府和萨摩藩为其设定的“虚构的异国”的宿命。 四、萨摩藩入侵琉球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一)明王朝的衰落与“华夷秩序”的动摇 历史上，传统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主要是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华夷秩序”。从西汉时期起，古代中华帝国的外交通常都是基于《诗经》所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理念，按照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君臣关系来处理与中国地缘关系密切、历史交往久远的周边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华夏的中国作为宗主国以王者自居，被称为四夷的周边国家作为藩属国以臣子侍候。中国皇帝通过对藩属国国王的册封，彰显其至高无上的皇权，而藩属国的国王则通过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来提高自己的权威，证明其国内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接受册封的藩属国需定期向中国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与忠诚。(35) 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但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古代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虽然古代中华帝国作为宗主国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责任。但是，中国皇帝通常都是以“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对待藩属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此外，中国皇帝为了显示其“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以贡品价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物品赏赐给朝贡者，并允许朝贡者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因此，来华朝贡又被称为“朝贡贸易”，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渠道为各藩属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有时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国皇帝也对各藩属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 这种由古代中华帝国主导的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宗藩关系是维护封建时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历史上，朝鲜、琉球、缅甸、越南(安南)、老挝(南掌)、泰国(暹罗)、印度尼西亚(爪哇)、菲律宾(吕宋、苏禄)、马来西亚(满喇加)等诸多周边国家都曾经是古代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日本在室町时代(1336—1573)之前也曾经是这个封贡体制中的一员。日本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和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都曾接受过明朝皇帝的册封。但是，1547年室町幕府遣明使最后一次入明后，日本断绝了与明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不可否认，“华夷秩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明王朝的衰落，在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开始产生动摇，建立在“华夷秩序”上的东亚国际秩序逐渐走向崩溃。(36) (二)萨摩藩的琉球统治与琉球中日两属关系的确立 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急于确立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主从关系，立即将日本“幕藩体制”中的“知行”制度引入琉球。为了确定琉球王国的纳税标准，岛津家久派遣萨摩藩总管伊势贞昌率队先后在冲绳诸岛、先岛诸岛和奄美诸岛实施“检地”(耕地测量)。根据“检地”结果，萨摩藩规定琉球王国每年必须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十二万三千七百石。(37)其中，被强行编入萨摩藩直辖地的奄美诸岛每年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四万三千二百五十七石，琉球王国所属的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每年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八万零四百四十三石。(38)通过对琉球的征服，萨摩藩的财力增至九十万石，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加贺藩的第二大藩。 1629年以后，萨摩藩为了直接控制琉球王国的政治和经济，建立了“在番奉行”制度，派遣萨摩藩家臣常驻琉球王国各主要附属岛屿，直接掌管各地的行政。1629年，萨摩藩在宫古列岛首先设置了“宫古岛在番奉行”；1631年，在冲绳岛设置了“琉球在番奉行”；1632年，又在八重山列岛设置了“八重山岛在番奉行”。这样一来，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统治由早期的间接统治变化为直接统治。(39)1634年，江户幕府决定将琉球王国编入萨摩藩的领地，并禁止琉球国王使用“中山王”的称号，改称“琉球国司”。(40)至此，琉球王国正式沦为萨摩藩的附庸国。在江户幕府的授权下，萨摩藩通过“掟十五力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琉球王国实行严格控制。琉球王国向中国派遣进贡船以及进贡船归国、册封使来港等外交大事，都要遣使向萨摩藩通报。萨摩藩对琉球群岛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琉球王国的硫磺、蔗糖等重要产品的生产、流通都被萨摩藩所控制；琉球王国对明王朝朝贡贸易的丰厚利润被萨摩藩攫取；萨摩藩在琉球群岛征收人头税使琉球人民深陷苦难。(41) 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琉球国王尚宁在提交给萨摩藩的誓词中明确表示“琉球の儀往古自ょり薩州島津氏の附庸為り”，无奈地承认了琉球王国与萨摩藩“自古以来”的附庸关系。(42)但是，琉球王国依然接受明王朝的册封，并向明王朝进贡。直到近代琉球王国被日本强行吞并前，琉球王国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两属关系的平衡，寻求着本国独立自主的发展。(43)琉球王国同时附属中国和日本的两属性质反映了当时东亚地区两强相争的地缘政治格局特征。必须指出的是，萨摩藩入侵琉球后，明王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关系属于较为松散的封贡关系。几十年一次的新王登基时的册封以及十年一贡或五年一贡的规定疏远了明朝与琉球的关系，而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关系则日渐紧密。每当萨摩藩和江户幕府发生主君更替、公子诞生、婚丧嫁娶等大事的时候，琉球王国都要向日本派遣使者。日本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琉球也遣使慰问。琉球每年还要向萨摩藩派遣“年头使”庆祝新年。这种建立在日常交往基础上的交流使得萨琉关系越来越密切，琉球王国也逐渐接受了作为萨摩藩附庸国的现实。 (三)“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建立与中日对峙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 早在室町时代末期，日本就已经开始谋求对明王朝的对等外交关系，退出了明王朝构建的封贡体制下的“华夷秩序”。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脱亚”，与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一样，背后都隐藏着侵略扩张的目的。(44)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挑战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江户幕府纵容萨摩藩入侵琉球，继续向明王朝主导的东亚地区传统的“华夷秩序”提出挑战。萨摩藩征服琉球后，江户幕府试图通过琉球称臣和朝鲜来朝，在东亚地区构建一种与明王朝对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有学者认为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基础上，因此，将其定义为“日本型华夷秩序”。(45)虽然建立在“日本型华夷秩序”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否存在还值得商榷，但是“日本型华夷秩序”对于解释日本在17世纪初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尝试不失为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观点。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型华夷秩序”与建立在封贡体制下，重视礼仪，不干涉内政的传统的“华夷秩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宣扬殖民扩张，干涉内政，变弱小国家为保护国的强权政治的产物。(46) 1614年，江户幕府令萨摩藩起草一封书信，让琉球王国的进贡使以德川家康的名义转交给明王朝派驻福建的军政当局。由于琉球王国违背贡期的规定擅自入贡，进贡使被拒绝入境，这封书信因而未能送达。但是，书信中所表达的内容对于研究江户幕府的对外政策很有帮助。书信中谈到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很长，因万历朝鲜战争而中断了联系，但德川家康夺得政权后，“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遵往古之遗法，鉴旧时之烱戒，邦富民殷，尔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由是益慕中华，尔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47)此外，信中还表达了江户幕府准备与明王朝恢复贸易往来，“欲修遣使之交”，希望明王朝不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以博爱之心善待海东的黎民百姓之意。一部分学者认为，这封书信表明了德川家康为了能够重新加入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但是，美国学者罗纳德·托比(Ronald P.Toby)指出，这封书信虽是写给明王朝驻福建的军政当局，但是书信完全采用外交文书的格式和汉语文体，足以说明江户幕府是按照当时东亚地区的外交礼节行事，江户幕府认为这封书信必然会转呈给明朝皇帝，所以书信末尾盖上了江户幕府最高统治者德川家康的朱印。但是，书信中未使用明王朝的年号，说明发信者并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皇帝应有的尊敬。书信中关于“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逻、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的表述，无疑是江户幕府公开向明王朝表明日本在外交上与明王朝的地位平等，以及模仿中华帝国创建的“华夷秩序”，正在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欲与明王朝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分庭抗争的态度。(48) 实际上，江户幕府积极推动的“善邻外交”只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的国家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征服亚洲大陆时，日本需要改善与明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修复邦交、睦邻友好是假，恢复贸易、从中获利是真。因此，当日本希望借助琉球王国修复对明关系，重启对明贸易的企图被明王朝识破后，江户幕府开始摸索在东亚地区构建一个能够与明王朝对抗的、新的国际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 在江户幕府的构图中，日本要取代明王朝成为新的盟主，琉球、朝鲜、虾夷(北海道)成为其中的一员。萨摩藩入侵琉球正是日本为构建东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所迈出的第一步。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强迫琉球王国纳贡称臣，确立了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主从关系。江户幕府之所以允许琉球王国保留形式上的王权体制，就是想利用琉球王国的来朝提高江户幕府的地位。随着万历朝鲜战争后朝日关系的缓和，朝鲜王国经常派遣通信使与日本交流，朝鲜通信使带来的礼品也被江户幕府当作贡品加以夸大，其目的是对外宣传“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确立。同一时期江户幕府开始向虾夷扩张。从上述种种迹象中不难看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雏形。随着“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建立，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结语 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日本于万历年间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对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给东亚地区带来巨大的动荡。由于日本对明王朝与朝鲜半岛建立在地理位置接近性上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不足和对自身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日本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这一失败使得日本意识到以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撼动明王朝在东亚大陆传统的盟主地位。 于是，日本将战略目标转移到远离明王朝权力中心的琉球王国。地处琉球群岛的琉球王国是明王朝封贡体制中另一个重要成员国，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理应承担起维护琉球王国国家安全的责任。但是，由于明王朝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海洋意识淡薄，海防力量薄弱，加上国内战乱四起，政局不稳，财力不足等原因，明王朝无意也无力向琉球王国提供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使得日本在琉球群岛有机可乘，成功地将琉球王国纳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 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日本崛起的自信。萨摩藩通过对琉球王国的控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使得萨摩藩的实力大增，最终成为日本国内强大的政治实体。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萨摩藩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出身的政治家成为倒幕维新的核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称为“萨摩阀”的政治势力在日本的国家政治中举足轻重，一直占据着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并主导了后来的“琉球处分”、甲午战争、“日韩并合”等对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进程。因此，萨摩藩入侵琉球并成功实现了对琉球王国的征服和控制，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崛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崛起表现在该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扩张对原有国际秩序的挑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正是日本对明王朝主导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挑战，象征着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 必须指出，明王朝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十分消极，对琉球王国未能承担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表现出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责任，提供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对日本除了贸易制裁外，缺乏更有效的反制手段，纵容了其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的强行吞并。 注释： ①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90页。 ②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57页。 ③徐振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浅谈1609年萨摩侵琉》，《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第240页。 ④刘晓露：《1609年萨琉之役原因探析》，《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21期，第3-5页。 ⑤藤井貞文、林陸朗：《藩史事典》，東京：秋田書店，1976年，第342頁。 ⑥上里史：《琉日戦争一六○九》，那覇：ボ一ダ一ィンク，2009年，第79-83頁。 ⑦琉球新報社、南海日日新聞社：《薩摩侵攻400年 未來ヘの針盤》，那覇：琉球新報社，2011年，第21-22頁。 ⑧高良倉吉：《琉球の時代》，東京：築摩書房，2012年，第281頁。 ⑨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536页。 ⑩高良倉吉：《琉球王國の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第267頁。 (11)池上裕子：《織豊政権と江戸幕府》，東京：講談社，2002年，第154-155頁。 (12)紙屋敦之：《島津氏の琉球出兵と榷力成》，《冲縄史料集要》1980年第5期，第1-41頁。 (13)笠谷和比古、黒田慶一：《秀吉の野望と算》，京都：文英堂，2000年，第24頁。 (14)荒野泰典：《江戸幕府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第260頁。 (15)鹿児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一：《舊記雑録後4》，鹿児島県，1984年，第532号。 (16)屋敦之：《薩摩の琉球侵入》，《新琉球史 近世》，琉球新報社，1989年，第42-43頁。 (17)伊地知潜隱：《南聘考》，那覇：冲縄歴史研究会，1966年，第128頁。 (18)上里史：《琉日戦争一六○九》，第240-285頁。 (19)上原兼善：《島津氏の琉球侵略》，宜野灣：榕樹書林，2009年，第282頁。 (20)木村高敦：《武德年集成》，東京：名著出版，1976年，第134頁。 (21)上里史：《琉日戦争一六○九》，第315頁。 (22)《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238，万历十九年七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854页。 (23)《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239，万历十九年八月，第856页。 (24)夏子阳：《使琉球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325页。 (25)西里喜行：《薩摩の琉球侵攻と東アジア(上)》，《沖縄タイムス》2009年1月22日，第8版。 (26)西里喜行：《薩摩の琉球侵攻と東アジア(上)》，《沖縄タイムス》2009年1月22日，第8版。 (27)《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501，万历四十年十一月，第1848页。 (28)西里喜行：《薩摩の琉球侵攻と東ァジァ(下)》，《沖縄タイムス》2009年1月22日，第8版。 (29)《歴代宝案》第1集，第39巻，那覇：沖縄県教育委員会，2002年影印本，第4-5、79-80頁。 (30)西里喜行：《薩摩の琉球侵攻と東アジア(上)》，《沖縄タイムス》2009年1月22日，第8版。 (31)西里喜行：《薩摩の琉球侵攻と東アジア(下)》，《沖縄タイムス》2009年1月22日，第8版。 (32)蔡鐸、蔡温：《中山世譜》巻7，万暦四十年，那覇：沖縄県教育委員会，1973年影印本，第21頁。 (33)赤守：《琉球王國》，東京：講談社，2000年，第116頁。 (34)赤守：《琉球王國》，第110頁。 (35)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45-46页。 (36)崛敏一：《中园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第81頁。 (37)赤守：《琉球王國》，第97頁。 (38)上里史：《琉日戦争一六○九》，第313頁。 (39)琉球新報社、南海日日新聞社：《薩摩侵攻400年 未來への針盤》，第134-135頁。 (40)赤守：《琉球王國》，第98-99頁。 (41)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満：東洋企画，2008年，第126-127頁。 (42)鹿児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一：《舊記雑錄後4》，第862号。 (43)高良倉吉：《ァジァのなかの琉球王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第164頁。 (44)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41页。 (45)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06頁。 (46)松島泰勝：《日本型華夷秩序観における「沖縄」と「琉球」》，《早稻田経済学研究》1995年第40号，第11-25頁。 (47)京都史蹟会：《林山文集》上巻，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130-131頁。 (48)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2. 袁家冬，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