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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魏马陵之战:决定战国新格局的经典战役(2)

唐初定都长安。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

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中《蛇灵》一段,其中关于“河神献碑”一事,确实是神来之笔。剧中袁天罡利用日全食洛河水涨潮之机,想谋杀掉武则天和满朝文武大臣,以达到夺取天下的目的。为此袁天罡利用“河神献碑”“天降祥瑞”来劝诱武则天迁都洛阳,观此剧的观众,大都相信这一说法。

武则天真的是信了袁天罡的诱骗才迁都洛阳的吗?如果不是,武则天迁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武则天迁都洛阳,原因是多方面的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天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1]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1]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5]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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