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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发家之谜：咸丰十年(1860)前后，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屡战屡胜，当地一些大地主陆续被撵到上海孤岛上。由于上海滩早已是开放的通商口岸，也许是有赖于此间的洋人，以及洋人在这个孤岛上所设立的一处处独立的租界，太平军一时尚未涉足，但盘踞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已率大军兵临城下，形势万分危急。

蜗居在孤岛上的一些士绅为了免遭最后灭亡的命运，一边迅速成立“中外会防局”，以期依赖洋人的武力来保卫上海;一边又选出士绅代表、前清名臣钱宝琛(浙江巡抚)的儿子钱鼎铭，带着募集来的20万两白银，雇用了几艘外国轮船，率人前往安庆，向曾国藩求援。

钱鼎铭到达安庆，对着曾国藩声泪俱下，说上海士绅们渴盼曾帅，犹如久旱之地盼甘霖。钱鼎铭哀求曾帅早早派兵，以解上海之围。继而，钱鼎铭又掏出一封信。信是苏州名人、李鸿章的同年进士冯桂芬写的。冯桂芬在信中称，上海是江南的膏腴之地，商业发达。在那里，每月可筹到银饷60万两以上——对正缺少银子的湘军来说，这可算是最大的诱惑了。当然，这一诱惑对“长毛”也同样存在，谁不想咬走一块肥肉?

另外，钱鼎铭还通过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的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劝说二人及早东援。

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感到颇为棘手。上海确实是军事、经济重镇。按理说，应全力支援，但上海距安庆千里迢迢，兵派少了，无济于事;派多了，湘军也没那么大实力。更为麻烦的是，万一大本营安庆出现险情，即便是往回调兵，谈何容易!再说，当时驻扎在安庆的湘军并非实力雄厚，派兵去上海，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况且，太平军总部已设立在邻近的南京，南京与上海孰重孰轻，曾国藩比谁都清楚。正在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之际，朝廷催促曾国藩发兵上海的指令到了，这就由不得曾国藩再犹豫了。他知道，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士绅们的邀请和求援，而是来自朝廷的命令了。派谁去合适?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九，乃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乡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该乡勇组织称“吉字营”，成为曾氏湘军的嫡系。在以后几年的征战中，曾国荃战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击退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劲旅石达开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领景德镇，火烧全城，升为道员;1860年，围攻安庆，屡屡击败太平军。当年9月，曾国荃用当地最为先进的武器—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攻陷安庆;1862年春，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等嫡系湘军围攻南京。1862年10月，与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在南京激战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轰陷南京城墙，纵火烧杀抢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据说，曾国荃在这场大战中，抢得大量金银财宝。为了不致暴露，曾国荃遵从大哥曾国藩的劝告，称病回籍放假。自此之后，曾国荃察探风声，屡病屡出。

朝廷指令曾国藩派兵东援时，曾国荃正积极备战，准备沿江而下进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军的这一老巢，当然是头等军功，因此，曾国荃对东征上海并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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