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军：2021年世界史研究发展报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39 爱思想 周学军 参加讨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世界史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际局势的来龙去脉。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是世界史学科被确立为一级学科10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世界史工作者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学科百年发展历程、三大体系建设、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医疗疾病史和其他方面，均取得可喜成绩。 总结百年发展历程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诸多学者回顾了世界史的发展概况。晏绍祥认为，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学科，世界古代史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该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建立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资料建设日渐系统；学者们的研究素质不断提高，不少中青年学者已具备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的能力；新的研究成果资料扎实、方法科学、观点多元；研究领域大有扩展，社会史、妇女史、民族认同等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关注。总之，在世界古代史这个曾经由欧美学者垄断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上半叶，我国对中世纪史的研究尚未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世纪史研究才开始起步。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真正进入研究阶段，逐渐凝练出学术特色。刘景华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世纪研究呈现出整体世界史观兴起、从中西比较到专题探索、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等特征。侯建新、郑阳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世纪史已成为世界史学科中进步颇为明显、成果日渐丰厚的学术领域。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之处：要更加重视对一手资料的使用和积累；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 百年来，世界近代史经历了形成、成长和蓬勃发展的过程，迄今已经枝繁叶茂。但发展的过程仍在持续，许多问题有待解决。钱乘旦指出，体系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百年来，世界近代史学科在困难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其次，研究覆盖面仍不够广泛。需要扩大覆盖面，特别要加强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再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史学界出现碎片化现象，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最后，要全面观察世界近代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把西方历史当作世界历史。 在世界现代史上，世界迅速从分散走向整体，并向全球化进程过渡。世界现代史是人类实现了整体化的历史、真正的世界史，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张象认为，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要比定在1917年或1913年更为科学。人类历史的整体化进程是不断变动的，整体化形成后又向高级阶段发展，走向全球化。因此，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分期、分段也应有所变化，世界现代史的下限暂定在20世纪末为宜。世界现代史旨在讲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凝结了的社会实践，应当与研究国际现状的学科有所区别。 加强三大体系建设 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对于国内世界史而言，也不例外。2021年，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更好地观察和认识世界，是世界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从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之时起，这一领域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体现出世界史鲜明的时代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专业的发展和壮大，与时代进程的关系更加密切。俞金尧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一判断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社会也普遍认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大变迁。那么，世界史研究应当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大变局时代又应该如何从事世界史研究？他认为，第一，要转变观念，把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带着现实关怀去研究历史。第二，世界史工作者有责任为社会提供认识现实世界所需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第三，要继续进行宏观历史研究，构建新的宏大叙事。世界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建构，揭示宏大趋势、叙述大进程是这个专业的使命。要想全面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需要了解当代的变迁，还需要认识历史，至少需要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才能看清楚正在变迁中的世界格局的样貌和特征以及这一变迁的实质。历史学应当并且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出独特贡献，历史学家有责任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宏大叙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不断深入，突出标志是不再仅仅集中于大变局的界定和表现，而是深入到相关学科所要探讨的新问题和新领域中。这对历史学科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刘德斌认为，关于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三个方面值得深入探讨：第一，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责任回应西方学界“历史终结”的命题，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根源给出自己的解释。第二，目前，国际局势正处于美国和西方主导地位的坍塌并向一个未知世界过渡的阶段。这样的变化及其趋向是有迹可循的，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其历史线索。第三，大变局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提出了很多亟须研究的新课题和有待开辟的新领域：首先，要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更多地纳入国际关系史的阐释体系中；其次，汲取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经验，拓展相关研究领域，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严峻考验，世界史学科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史研究中的中国特色，是必然趋势。朱孝远认为，西方史学史谱系对文明史的阐释存在不足之处，如内容较为陈旧、选题宏阔、不够深入、西方学者控制着话语权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学者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论，梳理、评价和剖析各种以命题形式进行的阐释和以学派形式进行的阐释；中国学者研究文明史，要坚持中国的特色，保证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对文明史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和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 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初步建立了自成一体、框架宏大的知识体系。陈奉林认为，中外关系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世界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与系统阐发。总结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吸取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艰巨课题，是中国学术自觉参与社会变革的具体行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学术贡献与使命担当的体现。 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日趋深入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中期以后，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全球性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性意识。全球史倡导超越西方中心和民族国家的史学视角，通过多学科方法研究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张文涛认为，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而且是一种史学方法，还可能生成新的历史理论。建设中国的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而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在建设中国的全球史学科时，我们要有科学眼光，树立大历史学科观念；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要有长远眼光，加强对人类起源和未来趋势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探寻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整体上看，全球史研究虽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重新检视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史构建的作用和意义，亦即全球史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关系问题。曹小文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形成了试图摆脱传统民族-国家话语与突破西方中心话语藩篱的两种重要趋向。我们所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并不仅仅是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而构建的新型全球史。它基于全球视野对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解读，在致力于突破西方话语藩篱的同时，发掘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呈现，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之世界意义与世界历史之中国影响的新型世界通史。 全球史传入中国并得到初步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学者对其认知和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刘文明认为，总的来说，中国学者最初理解的全球史只是一种以“全球史观”来编纂的世界通史，随后认识到它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再后，全球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和分支学科，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他指出，在全球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首先，如何处理好世界视角与民族国家视角的关系，也就是具有国民身份的历史学者如何书写全球史的问题；其次，如何处理好外来与本土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理论。 早期美国的发展历程属于整个大西洋世界整体史的一部分，美国早期史具有十分突出的跨国性。作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美国革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置于跨国史视野中看待，由此呈现出以往单纯的国别史路径所无法显示的画面。李剑鸣指出，美国革命的跨国性并不是跨国史研究者的新发现，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实际面相。从国别史和跨国史两种视角所看到的美国革命，可以说是两幅迥然不同的画面。在跨国史的视野中，美国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或其他各种“复数化”的革命。美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国事件，主要不是缘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行动，而是凭借精英领导人的活动和主张。就此而言，淡化美国革命的政治内涵，贬抑精英领导人的作用，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诠释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研究大多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的，被视为美国早期史的天然组成部分。然而，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研究者往往预先把论证国家成长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然后再从历史中寻找与此目标相关的因素。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本民族的传统得到不断挖掘，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被反复强调，因而这类历史叙事往往还带有强烈的“例外论”倾向。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深刻反思，学者们开始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用跨国史的视角和框架重新考察这些事件。蔡萌认为，跨国史在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倾向。跨国史研究除了绘制跨国网络以外，也要重视考察跨国力量和地方性因素之间的张力。对于19世纪而言，民族主义才是主旋律，跨国网络虽然存在，但不够强大或不够稳定，这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研究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跨国网络，只能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补充而非替代。 自20世纪90年代跨国史在国外史学界兴起以来，其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呼吁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从事跨国史研究的学者将视线转向国家之间或国家之上的历史。因此，史学研究的主题和路径得到了极大拓宽，跨国史研究使世界历史自近代以来除战争与和平之外的其他丰富内容得到了呈现，跨国因素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复杂塑造得到进一步展示。同时，围绕跨国史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刘祥梳理了史学界对跨国史的争论和反思，认为跨国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已成为密不可分的史学探寻方式，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平衡。首先，跨国史研究并不必然优于民族国家历史研究。其次，跨国史研究并非不会取代民族国家历史，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最后，结合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不断增长的研究成果， 我们才能增进对复杂历史的认识。 探索中外现代化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10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来自国内外的百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国内世界史专家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研究特长，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巨变。于沛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崭新道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光辉前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这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中国的外交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外交的日臻成熟，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徐蓝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前沿问题与关键任务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联合国为核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的、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 西方构建现代化理论，意在为发展中国家引导方向，即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和竞争选举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化的标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予以遵循。但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却在发展中国家屡遭不适。钱乘旦指出，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已经是时代的要求。现代化需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是建立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第二是发展现代经济，通过发展现代经济，建立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制，完成工业化。第三是建设现代社会，这项任务最艰难、最繁重。这三项任务构成了现代化的完整过程，也构成了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最终成功，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实现现代化，也是世界各民族、各区域文明的共同追求、共同目标。这是现代化的共性和普遍性。具体地看，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各有其特色，不同的文明与文化传统势必对其现代化道路产生影响。现代性的多样性、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董正华认为，迄今发生过的世界现代化浪潮，既带来了经济飞跃和社会进步，也带来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灾难”。世界历史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几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再显示，领先国家凭借强大的国力打压威胁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后来者，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既需要说明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趋势，也需要明察这些多样性、差异性。两者结合，才能总结出具有解释功能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现代化理论。 关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纵观古代埃及30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除了新王国时期的疆域有所扩展外，通常情况下，古埃及的疆域基本上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状况。因此，每当提及古埃及文明的特性，我们通常想到的词语就是“保守”和“孤立”。郭丹彤认为，事实上，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绝对孤立的，当我们考察埃及与其他文明的交往时就会发现，貌似“保守”和“孤立”的古埃及文明其实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包容是古埃及文明兴盛的原因之一；反之，当埃及人丧失了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包容能力时，古埃及文明距离衰落直至消亡也就不远了。 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通西域是希腊和中国两大文明接触、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二者相隔达两个世纪之久，但都为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公元前后，尽管希腊化王国已经消失，但希腊化世界的遗产及其信息却借助丝绸之路，经中亚、印度进入中国，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佛教艺术、地方钱币和其他遗迹遗物中留下了印记。杨巨平认为，在丝绸之路上，除了贩运丝绸和其他珍奇物品的中外商人以外，还有负有官方使命来往的使节，更有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以及来自印度、中亚、西亚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的信徒。这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使节、僧人、信徒带来了各自所在地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虽然辗转而来，难免失真变异、模糊不清、语焉不详，但仍然可觅可见，显示了汉唐之际中华文明、希腊化文明及其他丝路文明的深度互动与融合。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按照当下的洲际地理观念理解古代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对相关文明区域最早形成的多种文化进行独立观察。陈志强认为，就相关文明区域或者当下人们熟知的“文明圈”的早期发展而言，这种理解存在不合理之处。拜占庭方尖碑反映出拜占庭文化遗产的丰富多样性，即基督教官方意识形态语境下古典文化遗产的融合；方尖碑还揭示出古罗马文化对地中海古代文化传统的继承，亦即古罗马帝国对以古埃及为代表的多种古代文化的继承。我们要掌握地中海文明圈起源和发展中呈现出的“多元一统”发展线索，即包括巴比伦、赫梯、亚述、腓尼基、古埃及等诸多古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融合和发展，而古典文化是在此基础上融合古犹太、古希腊、古罗马等多种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正是在古典文化发展阶段，古希腊文化达到了新的顶峰，拜占庭文化所代表的则是该文明圈的衰落。以往学界以近现代洲际视野对该文明圈进行分类、割裂、孤立的观察，显得很不合理。我们需要调整思路，将该文明圈视为一个整体，并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 大航海以后，海路大通，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张西平认为，16-18世纪是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蜜月期；19-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是不平等关系；中国的崛起开启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回归--平等的文化关系。他指出，19世纪东西方形成的东西方文化观都应重新检讨，尤其是西方文化观。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的承认和尊重，如果丧失了这个前提，就谈不上对话。 深化医疗疾病史研究 在世界历史上，疾病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极大地影响了历史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促使史学界加强了对医疗疾病史的关注和研究。 古罗马遭受过各种瘟疫的创伤，尤其是罗马帝国中后期的三场大瘟疫成为帝国陷入全面危机乃至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姬庆红认为，囿于当时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条件，古希腊罗马人常把多数难以治愈、致命性强的传染性疫病统称为瘟疫。在原始和非理性的认知下，无论是多神教徒还是基督徒，都把神秘而可怕的大瘟疫归咎于神灵的干预或惩罚。他们通常采取求神驱瘟、占卜辟邪的巫术活动，以及从精神上纯洁和肉体上清除替罪羊的“净化”行为。但是部分农学家、医学家和史学家等精英并没有坐待天谴，不仅记录了宝贵的疫情资料，还对流行病的传染特征和病因进行了初步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不少利于民众防疫、抗疫的合理建议，如隔离、减少聚集、沐浴洁净和焚香消毒等。这些具有科学性的认知与建议，对罗马人应对瘟疫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鼠疫大流行，即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14世纪黑死病和1894年香港鼠疫。其中，“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4世纪的黑死病，其后续鼠疫浪潮一直延续到1720-1722年，流行范围包括欧洲、中东和北非。此次鼠疫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造成人口死亡最多的流行病。向荣认为，应对重大疫情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他通过分析意大利和英国在17世纪鼠疫面前的不同表现，以期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首先，在第二次鼠疫流行中，欧洲抗疫和公共卫生建设同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幅度提高紧密相关。其次，无论是公共卫生还是国家治理能力，都受到多方面因素如国家形态、统治者意愿和主流思想观念的制约。因此，我们应当避免线性进步观，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最后，要重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避免用单一标准评判过去的先进与落后。 人类社会自产生伊始就面临着抑郁症问题。抑郁症是人类痛苦的疾病体验，也是文化建构的对象。在英国历史上，“抑郁症”概念由“忧郁症”演化而来。在抑郁症概念演化过程中，人们对这种精神疾病的认知也经历了转变。赵秀荣认为，考察近代英国以及欧洲抑郁症概念的流变及对这种疾病认知的转变，不仅可以反映文明和理性的进步，而且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英国社会的文化建构。 在近代以前的英国社会，民间医学在日常疾病诊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主要与基督教伦理连接在一起，拥有复杂的理论与诊疗实践。近代早期，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各学科、职业呈现出专业化趋势，医学也开始其专业化历程。这一过程大致从16世纪中后期延续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民间医学被整肃和被排斥并最终衰落为主要内容。邹翔认为，在英国民间医学衰落、官方正规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宗教、政治和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医学进步本身则并未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近代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对科学发展的常识性认识，与近代早期英国医学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居住环境日益拥挤，工业污染不断滋生，各类疾病传播肆虐，卫生状况不断恶化。因此，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构建出系统完善的卫生检查制度。王广坤认为，大规模卫生检查使英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处于卫生清洁的审查监督中，公共卫生管理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民众健康福利得以充分保障。但是，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社会根深蒂固，人们也会以尊重个人自由为理由抗拒卫生检查，公众舆论通常也对此予以支持。这反映出自由主义思潮在英国社会中的强势地位。 2021年，国内世界史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以上所列自然是挂一漏万。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世界史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例如，关于美、俄、英、法、德等大国历史的研究较多，而对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历史的关注远远不够，研究力量对比悬殊；在研究选题上，仍然存在很多薄弱领域乃至研究空白；在史料运用方面，对相关国家原始档案的挖掘严重不足，充分运用一手史料的研究成果仍然较少。这些现象制约着世界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在今后研究中逐步加以解决。 （作者：周学军，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