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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著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 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著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 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Travels from St.Petersburgh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 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页361)。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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