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国：穿过针眼：一曲别样的教会胜利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50 爱思想 李隆国 参加讨论
帝王也难免一死。临终前，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奥古斯都立下遗嘱。在安排国事之余，奥古斯都也将自己的钱财进行了分配：除了大方地赠予家乡、士兵、罗马城的每位公民钱币若干之外，未来的皇帝提比略会得到三分之二的财产，余下的三分之一遗赠给奥古斯都的妻子利维亚。财富，就这样跟随权力在家族内部世代流转。 八百年过后，在西部复兴罗马帝国的查理曼也在晚年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和动产，“无论是金银、珠宝或御用衣物”都安排了去向。其中四分之三将被送到帝国的二十一个大主教府，储存于教会这个“天国银行”。余下部分留赠给自己数量众多的子女和宫廷仆役。希望通过将财富留给教会，得以穿过针眼，顺利地进入天国。 穿过针眼，语出《圣经·马太福音》。“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即便古代骆驼的体格远比现代骆驼瘦小，但要穿过细细的针眼，何其难哉！“财主进天国”着实不容易。倘若一位财主想进天国，除了“你还要来跟从我”，变成基督徒之外;还要按照耶稣的吩咐，“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段教诲的落脚点在于“信神”，如耶稣随后对众门徒所言：“在神凡事都能。”神能而人不能，无他，信心不足之故也。这一教导可以被用来谴责富人，但更为常见的解读，则是劝勉富裕的信众将钱财捐赠给教会。“穿过针眼”从表彰“信心”，转化为褒美慈善行为。在古代晚期教会史终结之时，善用慈善的效果如此明显，古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将钱财遗赠给继承人的方式转化为中古欧洲西部神圣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查理曼以教会为主要遗赠对象。 “古代晚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是广义的古代晚期，而狭义的古代晚期，约从公元三00至公元六00年。这是从君士坦丁一世等皇帝宽容基督教，到拜占庭帝国形成的时期。其间经历内战、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再征服等等。历史在这里不仅转了一个弯，而且还像进入了一条幽暗的山地隧道，若隐若现的暗淡灯光，稍纵即逝，等到驶出隧道之时，景物业已焕然一新。 这些暗淡的灯光，主要是由基督教教士们的布道辞所发出。通过布道辞，教士们批判现实，劝勉信徒行善，救济穷人。如果我们将布道辞作为历史实际的忠实反映，那么就会像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那样，得出“基督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经典性宏大历史命题。三世纪以降，帝国的税负日益加重，原本承担征税任务的主体、以市议员为代表的帝国城市中产阶级不堪重负，两极分化，罗马社会也随之日趋贫富悬殊。作为穷人的保护者，教会与代表社会另一端的富人和帝国政府抗争，西部的元老贵族也纷纷加入教会，教会的势力日渐壮大。于是乎内有罗马教会依托于日益增加的穷人，掏空帝国;外有被称为“境外无产阶级”的蛮族进入帝国境内。内外因素作用之下，西罗马帝国灭亡。但教会的胜利并非没有代价，在获得大量财富、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同时，教会丧失了其早期的宗教理想和追求，甚至不惜采用愚民政策。文化倒退，文明衰落、欧洲步入黑暗的中世纪。教会获得财富和权力而走向胜利宣告了愚昧和迷信的胜利。 然而，彼得·布朗并不相信这样的叙事。从研究奥古斯丁开始，半个世纪的学术探索，他成功地推动了古代晚期研究，大有骎骎乎凌驾于罗马帝国衰亡研究之势。透过政治史的断裂，他感受到了曾被大一统罗马文化所遮蔽的、充满创造力的地方文化跳动的脉搏。 文化不仅在顽强地延续，也在缓慢而有力地转型，重塑认同。为满足社会需求，基督教文化日益变得实用化。在帝王将相的身侧，生活着无数个鲜活的圣徒，他们面向所属的村落、市镇、城市乃至帝国，舒缓社会承受的压力，预言美好的生活愿景，为芸芸众生开启面向未来的精神寄托和所渴求的心理安慰。依托于这样的舞台布景，布朗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三五0至五五0年》（以下简称《穿过针眼》）讲述着一曲别样的教会胜利史。 第一幕，君士坦丁王朝（三0六至三六三年）。克服了三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仍然维持着“小政府”，但军团倍增，所有公民都得纳税，帝国的行政区划细分，为皇帝分忧的官僚系统也就随之大规模地扩充，一批服务于皇帝的帝国新贵应运而生。这些新贵迎来了“黄金时代”。税收、劳役，一如既往地由散布于帝国各地的两千多个自治市来承担，尤其是祖祖辈辈在那里谋生的市民以及代表他们的中产议员们。皇帝们皈依了基督教，也授予了教士免税的特权，从此，教会就不再仅仅是穷人的教会了。尽管帝国政府也紧盯着负责纳税和征税的市议员们，不允许他们投身于教堂之内，成为教士，但是教会还是务实地将普通人视为力量的基本来源，秉承了他们“本分得体”的角色设定，闷声发大财。在布朗设定的叙事起点，教会就不穷，只是没有显山露水而已。这就为此后教会财富的平稳增长定下了基调。 在四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虔诚信徒的主体是那些本分得体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不管身处高位抑或地位普通，基督徒来到教堂参加仪式，就得凝心聚力，暂时成为一个共同体，世俗等级差别的张力大大缓解。富人在这里享受到了非主流文化的氛围，体会到新鲜的文化感受和宗教体验，他们也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慈善方式，通过捐赠给教堂，将财宝积储于天国。施舍不论多寡，意义相同，教会的慈善方式对富人具有吸引力。 君士坦丁王朝的结束，为我们拉开了第二幕。四世纪末，帝国再次步入下行轨道，远在边境地区的宫廷，并没有放松它的要求，反而收紧了免税的缺口。面对日益艰难的生计压力，宫廷“以冷漠、时断时续的方式提供物质资源，以此来显示对民众的热爱”。而老式贵族、罗马元老西玛库斯仍在按照老规矩办，为罗马人民定期提供免费食物。为了显示自己对罗马人民的爱，西玛库斯不得不竭尽全力地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从“世界各地”预订斗兽，尽量將它们如期保质保量地送抵罗马，以便依照惯例分别为自己的儿子第一次当选财务官和裁判官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以飨罗马人民。但西玛库斯的父亲在罗马的宅邸曾被他所热爱的罗马人民捣毁，他自己千方百计地谋划，也面临重重困难，似乎传统的慈善方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老式慈善方式，似乎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疯狂无道，受到了教会的强烈谴责。在不列颠出土的壁画中，斗兽之旁竟然刻有“杀人”的字样。当西玛库斯为了延续罗马城传统的公民慈善事业而殚精竭虑的时候，在他的身侧，新的基督教慈善理念日益发扬光大。穷人取代罗马公民成为新的救济对象。 谁是穷人？他们不仅是食不果腹的罗马公民，也不限于那些因逃避战祸而流浪他乡、缺衣少食的难民，他们是所有寻求教会帮助的人们。安布罗斯等教父并没有使用某种具体或者绝对的贫困标准，在他们口中、笔下，穷人是那些“渴求帮助的人”、祈盼基督恩典的人、请求教会保护的信徒。基督教徒即是穷人，教会乃是穷人的教会。穷人不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少数群体，而是广大的、在罗马帝国政府和权贵的权势面前感受到压力的所有人，“全世界”的穷兄弟联合在教会的周围。在这个经济形势下行且日益动荡的年代，谁还能有绝对的安全感，而不会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需要帮助？穷人的队伍似乎正在壮大中。 即便是原本“无忧无虑”的帝国权贵们，也不得不有了某种焦虑，他们分散在帝国各地的地产和营业变得不那么安全了。主动变成“穷人”开始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教士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帝国高级贵族的身影。巨富的权贵如诺拉的保利努斯、如小梅拉尼娅，为布朗提供了绝佳的案例，使得他得以窥见信仰与财富之间日益密切的往来。 诺拉的保利努斯与自己的妻子，在独子去世之后，毅然放弃华丽的服饰、精致的美食和成群的仆人，卖掉祖产，选择了苦修的生活。“抛弃了元老院，中断了一支贵族血脉的延续。”抛弃家产很难，放弃世代簪缨的优越感更难，这才是真正需要穿过的针眼。只有抛弃固有的做派、尊严和文化，才可以顺利地成为“穷人”，完成骆驼穿过针眼的壮举，抵达天堂。 随着权贵参与教会管理，教会内部的分歧和争斗也与日俱增。修道士群体与教士群体之间、修行的富人与普通修行者之间并非只有爱。当教会成為一个社会各阶层的大熔炉之后，教会内部也为社会观念的冲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百基拉主教及其支持者受到惩处，伯拉纠的教导受到批判。权贵们不仅在教堂之外，而且也在教堂之内影响并震撼着看似平静的教会。 当五世纪中叶帝国面临真正的危机之时，贵族及其财富与教会亲密接触，第三幕上演了。政治分裂、蛮族王国和罗马飞地交叉分布、多种认同性与效忠共存，傲慢和嫉妒流行起来。为了保住财产，控制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贵族或者投身于教堂，或者在土地上设立教堂。失势的权贵带着财富和奴仆进入教会修行，不仅使得教会的财富大为增加，而且他们还通过坚贞的苦行，卓然独立、成为圣徒，帮助教会和修道院进一步吸引财富。进入教会的财富似乎“洗白”了富人的双手，坏富人可以借此摇身一变为好富人。 教会成为最大的富翁，布朗的叙事终点隐隐在望。大戏的最后一幕是教会如何处理其财富。首先，继续开源：面对即将来到的永火审判，平信徒最好也能在临终前开口，说出他们的捐献。其次要确保财富留在教会。马赛的萨尔维安要求贵族带入教会的财产只能是属于教会所有，当他们前往天国之时，教会必须接管他们的财产。罗马教会则率先从法律上保障赠给教会的土地永远留在教会，教产只进不出。最后，教士只是代为打理教产的管理者，一方面，不少管理型主教留下了经营良好的教产;另一方面，他们安贫乐道、实行财产的绝对公有、甘当富庙的“穷方丈”，证明自己有资格管理神圣的集体财富。也正是在管理财富的过程中，教士们被他者化，以便与平信徒管理者泾渭分明。削发、独身、禁欲，从精神到身体，教会的管理者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团体乃至等级，古代教会至此终结，中古基督教会史开门。 剧情简介无法道尽布朗的奇思妙想。在与一个个同行的亲切对话中，一位思路敏锐、史料娴熟的谦谦君子，清晰地浮现在字里行间。《穿过针眼》的分析不可谓不精彩，但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的，可能还是历史叙事的魅力。一个个丰满鲜活的人物，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地下证据、文本分析，恰如其分地嵌入在语境之中、章节之间，如同一部行云流水的大剧，不同地点、人物、事件和分析环环相扣，令人目不暇接。有厚度、有温度的大历史是从碎片中生长出来的。 物质与精神、贫穷与富庶二者在古典哲学中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达则不忘体验贫穷，穷且苦修精神。但财富也让人闲暇，得以心游万物，放飞精神的追求。闲暇在财富与精神之间来回牵线搭桥，因此，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必然意味着精神上的富足。倘若没有精神追求，物质的贫困更有可能导致根深蒂固的精神贫困。同样是坚持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但通过添加此生与来世这一对范畴，基督教的宗教话语一方面夸大了财富与灵魂得救二者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又在教会内部铺设了一条快速通道，教会居间作为中介，沟通二者。进入教会的财富是天国的财宝，确保信徒的得救。教会好像是如意金箍棒，可大可小，带着富人及其巨额财富轻松地穿过针眼， 抵达天国。 依靠这一套修辞，古代晚期教会史的色彩似乎明快起来，对立依然存在，但奇妙地互相转化着，也不见了启蒙思想家们所谴责的那种紧张的偏执特性。自十八世纪以降，我们熟悉的罗马帝国晚期教会是一个置帝国命运于不顾，疯狂地争吵神学信条的激进组织。如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嘲弄的那样：“基督教打开了天国的大门，但却丧失了帝国;因为不仅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以神学论争的狂热性互相攻讦，而且这些教派又一起共同反对帝国的旧宗教。”教士们各执一词的都是“毫末之事”，但还非得“要靠棍棒交加大打出手才能决定下来”。教父们怀着高昂的宗教热情、执着于宗教理想、不顾一切地追究着精微的神学大义，似乎那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教会。 《穿过针眼》中的教父们则完全没有不切实际的书卷气。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伯拉纠、哲罗姆、卡西安、马赛的萨尔维安等等，他们不仅仅是神学家，而且更是对现实问题和需要有着无比清醒认识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的作品远非无病呻吟或者为经典背书，而是在活学活用，切实地面对现实的挑战、以务实的方式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化理想为实际。他们开出的药方可能互相对立，他们的命运也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在利用娴熟的经学知识、理性务实地管理着教会。他们提出的，是实用性神学主张;他们所帮助建立的，也是应对灵活、反应灵敏、行动有力的务实性教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教会稳健有力地增加财富、平稳地渡过西部帝国的衰亡危机，走向中古。 在前现代社会，财富的增长存在明显的自然“天花板”，土地是财富最主要的来源。马尔萨斯陷阱可能过于悲观，但承平日久，随着人口的繁衍，财富的分配问题终究会被提上日程，所谓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尽管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不乏出生卑微者，但皇帝仍是最大的地主，也是富人中最有钱的主。为了供给军队，帝国政府控制着最好的土地、矿山、牧场和大型公共建筑等等。千千万万个私人的财富固然粲然可观，但是他们多为帝国财产的经营者。市议员耕种的土地、经营的牧场、开发的矿山，就属于政府资产。依据责权相称的原则，纳税和征税的义务也主要落在他们的身上。自君士坦丁一世之后，量出为入的帝国政府，每十五年调整一次税负。在此期间，一个萝卜一个坑，税收的支出都按部就班，有例可循。 当君士坦丁王朝将照顾穷人的重任委托给教会之时，政府并没有将税收的基本盘转让，而是仅仅免除教士们的纳税义务和徭役。除此之外，还大方地免除了他们的妻子、孩子和仆人的营业税。因此，教会的发展空间在于手工业和商业。按照君士坦丁王朝的祖宗之法，皇帝、帝国政府、市议员和教会利益互补，共同维持着财富的增长和帝国的运转。但是到了五世纪上半叶，上述格局遇到困难甚至难以为继。帝国政府三令五申，限制市议员成为教士。如果市议员执意成为教士，他也只能最多带走四分之一的财产进入教会，余下的财产必须留给他的替代者，用以完税。布朗提到，晚年的奥古斯丁、马赛的萨尔维安等高级教士猛烈批判了帝国的税收政策，是在替“避难者和欠税者”发声。透过基督教话语修辞，帝国政府与教会围绕税收发生的第一次尖锐正面交锋暗示，通过广泛接纳市议员，教会大量拥有了位于征税目录中的地產，教会成为征税的直接受害者。 皇帝手中竟然没有了土地。四六八年，西部最后的皇帝之一安提米翁请教东部的皇帝利奥，如果一位被认为没有继承人的地主，突然有一位他的近亲对这块已被赏赐出去的土地要求所有权，或者被俘的那位地主返回家乡，按照公民资格恢复权益并合理地要求收回业已被转让的土地，皇帝的问题是：“依法判决原告收回土地，还是维持皇帝原有判决的权威？”利奥皇帝建议安提米翁按照君士坦丁一世定下的惯例，判决原告胜诉，并由皇帝另拨同样数量与质量的土地补偿被告。但是，安提米翁皇帝的最终决定令人大跌眼镜：“如果赠地确实为无主土地，则皇帝的赠与有效。如果原告能够确实证明其合法所有权，则其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而此赠与无效。”《提奥多西法典》的这一则新律表明：东部皇帝的手里还有充足的土地，因此利奥皇帝能够延续一百年前的政策。而西部皇帝则颇为捉襟见肘，手中无地，遂无法补偿那位被告了。西部的皇帝不仅没有了土地，而且也丧失了权威。 皇帝的土地去哪儿了？布朗没有说。他仅仅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布景，论述教会的财富增长史，尤其是巨富的权贵们如何将财富转移给教会。教会的财富、教会的胜利似乎来自教会与时俱进的成功说教。这是一部修辞引导财富自愿进入教会的演进史。在教父们的成功领导和劝说之下，贵族乐捐，财富逐渐转移到教会，教会逐渐走向胜利。但它也只是钱币的一面，而且是那光鲜亮眼的一面。而钱币的另一面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