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3)
http://www.newdu.com 2025/04/03 03:04:05 《炎黄文化研究》 林存阳 李文昌 参加讨论
(一)汉宋兼采:论清代学术之源流 罗先生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清代学术兼采汉宋之长,训诂、义理并重。在讲授“本朝学术之渊源”之前,他先论述了历代学术变迁,而于诸学之中,尤推汉、宋。在他看来,这种变迁实质上就是儒学的变迁。因为三代之学,在于“明人伦”。“古人为学,不出伦常日用”,三代政教合一,至孔子生而“儒教勃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正礼乐,作春秋,褒贬善恶,使“先圣之大经大法不坠于地”,实为集古学之大成。后世诸朝,惟“师儒”方可兴盛。如两汉以行取人,“由训诂、名物、典制以求经义”,尚未失古制。至隋唐“以文取士,去行益远,殊失古人为学之本原”。而宋儒“一矫汉、唐以后重文轻行之失,由博而及之约”,[18]直至明季顾炎武倡言“匹夫有责”,皆“师儒”之功。罗先生指出:“本朝治经主汉人,于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穷极精密,而于义理之学亦未尝遗弃。”[19]在“本朝学术流派别”中,他进而指出,“本朝经学,钦定诸经一承宋儒之旧,而兼采汉儒以下诸家之说,训诂、义理并重,一扫门户之习”[20]。也就是说,有清一代学术,无论是在学术的内在传承,还是治学方法上,都有兼采汉宋的特点。 关于清代学术的汉宋渊源,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曾指出:“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他认为,“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刊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搜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21]钱穆先生所谓“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22],对乾嘉汉学的宋学渊源亦给予了充分关注,且对学界深有影响。然从时间上来看,罗振玉先生的论述,介于皮、钱二先生之间,其承前启后之功,不容忽视。 罗振玉先生论述清代学术渊源,特别强调政治对学术的导向作用。此一认识,与同时诸家略有不同。[23]在他看来,清朝学术渊源有九,即圣学圣制、开著作馆、搜辑遗书、校勘经籍、颁布群书、举行特科、奖励宿学、振兴书院、内府搜集古器。概而言之,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是统治者的引导。“崇儒重道”是清代历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这种学术上的追求,实际上是政治需求的延伸。在形式上,表现为屡至曲阜,祭奠先师;在内容上,则以朱子学为宗,不仅钦定诸经、诏儒臣纂注群经,而且开馆修书,以广教泽。同时,还举行特科,以激励宿学。通过举行博学鸿词诸科,陈祖范、顾栋高、戴震、邵晋涵等学人得以脱颖而出。尽管乾隆朝“鸿博、经学两科,取录甚严,然天下人士乃争自琢磨,骎骎然务实学矣”[24]。至于地方,如皖中学术,虽倡于二三布衣,然戴震之入词馆,声价愈增,见闻益广,则仍不能不归功于上之提倡。有鉴于此,罗先生强调:清代学术之所以走向考据,“国家提倡之力居其什九,成乎乡里孤学者什之一”。 二是官私藏书、刻书的兴盛。清代学人以收藏古经籍为好者颇多,他们广建藏书楼,以藏书、著书为毕生之追求,且多有藏书目录传世。清廷曾多次下令搜辑遗书、校刊经籍,以修《四库全书》;虽然禁毁颇多,但也使大量珍贵古籍得以保存。在京师,于武英殿设印书局,以雕造御制、钦定诸书及古经籍;在地方,奖励私家刻书,文人、士绅稍有财力者如鲍廷博诸人,辄刻书飨世。因缘于此,“二百余年来,合官私所刻不下数十百万卷,得书之易,古所未有”[25]。无怪王国维先生感慨:“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26]而这也是导致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官员士大夫的支持以及书院讲学的兴盛。罗先生认为,自康熙以至于乾隆年间,“儒臣秉节视学各省者,若朱笥河先生之任安徽,谢金圃先生之在江苏,阮文达公之在两浙,并能以经术倡导后进,弼成一代文明之治,而笥河先生裒然为之称首”[27];“自雍、乾以降,若陈祖范、钱大昕、段玉裁掌教紫阳,卢文弨掌教钟山,全祖望掌教蕺山、端溪,陈寿祺掌教鳌峰,钱仪吉掌教大梁,李兆洛掌教暨阳,陈澧掌教菊坡,朱一新掌教广雅,并能化导诸生,儒风丕振。……而东南士夫尚知研究经、史者,诸书院力也”[28]。从朱筠奏开馆校辑《永乐大典》,中经阮元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以经史为教,到晚清张之洞立广雅书局、书院以“化导诸生”,一代文人士大夫皆骎骎于学术倡导,使得自上而下好学之风弥盛,学术得以益彰。 由上可见,罗振玉先生论清代学术之渊源,不仅关注到了政治对学术的导向作用,而且也注意到诸如官私刻书、书院讲学等客观因素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