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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与岑仲勉


    内容提要:本文分三部分:一是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二是分析陈垣对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的作用;三是有益的启示,陈、岑的交谊是淡薄名利的君子之交,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关 键 词:陈垣/岑仲勉/傅斯年/学术交谊/《元和姓纂四校记》
    作者简介:张荣芳(1940- ),男,广东廉江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
    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师,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人家庭。青年时期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并留校任教。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现代医学卫生知识及医学史。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帝反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众院员,于1913年至北京定居。他对从政不感兴趣,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在宗教史、元史、校勘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贡献卓著。1922年起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①
    岑仲勉(1886-1961)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桂州里村的一户开米店的普通商人之家,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诵读四书五经。1912年12月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工作,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返广州参加倒袁工作,任两广都司令部财政科科长。其后虽在各机关任职十余年,但心中却向往教育及学术研究。1923年以后十余年间,曾业余致力于中国植物名实参订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经陈垣推荐,1937年7月,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7月,回到广州,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任教,至1961年逝世。岑仲勉在隋唐史、校勘学、边疆史地与民族、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作出巨大贡献。②
    陈垣和岑仲勉,这两位广东同乡,都非史学科班出身,靠自学成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成为史学名家。他们相交20多年,但从未晤面,他们的学术交谊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从现有资料看,陈垣与岑仲勉的交往开始于1933年。他们的交往是通过刘秉钧。1933年4月16日,刘秉钧致信陈垣:
    援庵夫子:昨晤仲勉(按:即岑仲勉)先生,曾将馆事向之陈述,伊甚为感谢大人引用之厚意。不过仲勉还有恳求大人者,即请大人将北平文化机关之名目及主事者详列示下,又该机关等有无支干薪者。盖仲勉先生意欲自己设法谋一兼职,使将来在平方馆事上有伸缩之馀地,非谓二百五十元以上之生活费尚不足之故也。如何,乞即示复。敬候道安。生秉钧敬启。四,十六。③据此信编者附注,刘秉钧,广东新会人。1932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时为广州圣心中学训育主任。时岑仲勉任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兼教员。1933年5月31日,圣心中学致信陈垣:
    援庵先生大鉴:龙门名重,久切钦迟。昨由刘君(按:即刘秉钧)传示手书,奖饰过当,恭读之下,以赧以惧。敝校同人等今后自当努力上进,希于一得。惟僻在南服,时虞孤陋,终恐有负期许耳。《圣心》二卷行于暑假付刊,满欲借助鸿题,使价增十培,不情之请,先生或见许乎?专泐布臆,伫候福音。敬请道安。圣心中学校同人拜启。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④该年12月6日,岑仲勉致函陈垣:
    岁首邮呈敝校校刊(按:指岑仲勉当时任教的圣心中学所办的刊物《圣心》),由刘君秉钧转传温奖,惭恧莫名。嗣以敝同人不情之请,复承慨允题签。拜赐之馀,既喜声价之借重龙门,益恐荒疏而贻讥獭祭。二期手稿,夏末早付手民,适因辍业转移,遂稽时日。顷印刷甫竣,别由邮附呈十部。故都贵僚好有不视为纸簏中物者,望为分致。浅学技痒,辄效喧呶,尚幸世而正之。⑤
    这说明1933年“岁首”,由刘秉钧把《圣心》校刊寄给陈垣,陈垣复信后,又有圣心中学致信陈垣,请陈垣为《圣心》刊物题刊名。最后才有岑仲勉于1933年12月6日致信陈垣。
    1934年1月22日,岑仲勉又致函陈垣:
    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适校期将届结束,未及即复。南中学务,向无起色。私立者限于经费,不能严格以求,更有得过且过之感。旧京为昔遊地,每怀曩迹,再切观光,惜一时尚未能成行耳。《圣心》业即续寄十部,想早登记室。陈君缄附缴,便祈代达感意也。⑥这说明陈垣收到岑仲勉的《圣心》刊物之后,曾转给陈寅恪阅。陈寅恪阅后,1933年12月17日致陈垣函:
    久未承教,渴念无已。岑君(按:岑仲勉)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寅近作短文数篇,俟写清后呈正。所论至浅陋,不足言著述也。⑦这就是岑仲勉致陈垣函中所言“夹陈君寅恪手缄”。从此信可知,陈寅恪对岑仲勉评价甚高。
    陈垣对岑仲勉评价如何?陈垣收到岑的来信及《圣心》之后,曾于1933年12月20日致函岑仲勉,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1933年5月24日,陈垣在致儿子陈约的信中,说及此事。
    昨日接圣心中学寄来《圣心》一册,汝见过否?其中佳作,美不胜收,尤以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材,大可喜也。可惜其屈于中学耳。又见有张国华、马国维、沈谷生诸先生文艺之作,皆老手。又有黄深明先生才廿三岁,词采亦佳。谁谓粤无师友,如此诸人,不过在圣心中学,推之其他各校,则粤中实大有人在也。谓粤中无大图书馆,则岑先生又从何处阅书耶?如此看来,汝欲在圣心谋一席,恐不容易。汝如未见此册(非卖品),当即觅一册阅之,即知其内容也。⑧由此可见,陈垣像陈寅恪一样对岑仲勉在《圣心》发表的史地研究诸篇赞赏有加,并推荐给儿子陈约阅读。1933年6月3日,陈约在致陈垣信中说“《圣心》未得见(按:陈垣25日批复日:廿四日已寄汝一册)”⑨。可见陈垣对此的重视。
    陈垣爱才若渴,把《圣心》分别寄给当时史学名家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胡适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人意处。”⑩顾颉刚于1934年3月19日复信陈垣说:“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不胜盼切,匆上,敬请道安。”(11)而岑仲勉1934年6月22日致信陈垣云:“《禹贡》重在国地,与勉最近探讨不同,率尔操觚,恐无当处。”(12)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函陈垣:
    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按:指岑仲勉)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日内当走谒侍教,专此,敬叩著安。(13)而1934年11月2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前奉孟真(按:傅斯年字)所长弛函,以尊处《圣心》之介,来沪约见,嗣复驱车走访。临行时嘱赴宁参观图书,来月中或抽暇一走也。(14)岑仲勉1937年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我们从岑钟勉致陈垣的书信中知道,整个过程,陈垣都参与其事。1934年12月21日信云:“在宁谭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15)。1936年9月21日信云:“孟真先生适有书来,寄下拙著单行本,俟到时另邮呈正。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然此事总利害各参半,容当熟思之耳”(16)。1937年4月9日信云:“孟真先生近有书来,云得尊处推毂,约专任研究”。(17)
    我们在《傅斯年遗札》中查到了1937年4月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的信,略云:
    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兹以本所有在国外研究满期返国者,经费上遂腾出若干可以设法周转。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业,兹敢陈其梗概。
    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八年以来,除一个例外不计,敝所未尝有此聘任。(外任者则有之)
    二、薪捧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本所设置之始,同人薪额皆低,以后逐渐加薪。兹以加薪一事,不易常行,故今竭其能力,定为此数,(三百元以上加薪事本极少。)以此时本所经费论,后来加薪之可能性极微,此与以前诸倒不同者也。
    三、区区之数,本不足以答高贤为学术致力之劳,然此等机关,能力有限,待遇较薄于大学,亦今日各国之通例也。若论研究之方便则非大学所能比,研究员不兼事务者,全部工夫皆是自己所有也。
    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亦偶有例外,则因有特殊理由,如为读者较多,有时在国外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规之一。
    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有给职务。
    ……数年积願,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
    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18)同年5月18日岑仲勉致信陈垣云:“昨孟真先生赴陕,电约在站晤谈(按:时岑在陕西潼关任职),备悉台从会竣返平,至慰。聘书闻下月乃可发,研究计画须与主任商定。寅恪先生常见否?便见时恳略代一探(如何方式),俟接约后再通问也。邮寄清华想必能达”(19)。同年6月1日信云:“顷南京已寄来聘书,拟下月初就职。寅恪先生邮址,盼能日间见告”。(20)
    岑仲勉1937年7月初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7月14日致陈垣信云:“顷读致孟真先生书,知尊处乔迁。迩日外氛甚恶,阖潭受惊否?暑期多暇,或南行否?念念。勉五日晚即已抵京,因卜居奔走,致未修候,日间仍多在所中,赐教祈由所转更便。专此上达,顺候撰祺”。(21)
    由此可见,岑仲勉能够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垣、陈寅恪在促成此事中起了巨大作用。1946年2月3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信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第一要有本领,第二要有人提拔。有本领而无人提拔,不能上台,有人提拔而无本领,上台亦站不住也”(22)。岑仲勉进入史语所及以后在中山大学,在学术上作出巨大贡献,证明陈垣这句话是一句至理名言。
    陈垣对岑仲勉的提携,还表现在对岑仲勉著作的发表上。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20多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学生郑天挺、翁独健、陈述等反复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3)陈垣在辅仁大学创办《辅仁学志》,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他“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构想的组织部分。《辅仁学志》1928年创刊由陈垣主编,在发刊词中,首先在学术方法上,推崇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说“百年以往,乾嘉诸老努力朴学,极深研几,本实事求是之精神,为整理珍密之贡献,三古文史灿然大明。”但是,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食古不化,相反,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又积极地鼓励学者努力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提倡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欲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亚合作不可。昭昭然也。”“吾人既承沟通文化之使命,发扬时代精神,复冀椎轮为大辂之始,揭橥斯志甄综客观材料。”(24)把刊物的使命定位在“沟通文化”,可谓继承了辅仁大学奠基人英敛之确立的办学精神: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会通中西。(25)
    《辅仁学志》自1928年12月创刊,至1947年终刊,前后近20年时间共出版15卷21期,发表论文近150篇。作者既有陈垣、沈兼士、余嘉锡、张星烺、刘复、伦明、朱希祖、杨树达、英千里、常福元等名家、大师,也有魏建功、容肇祖、唐兰、周祖谟、岑仲勉、启功、陈乐素等中青年学者。主编陈垣对论文的取舍以其是否符合刊物宗旨及论文的质量为标准。对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的扶植与提携,促进他们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岑仲勉在《辅仁学志》发表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使他声名鹊起。
    1934年4月17日,岑仲勉致函陈垣:“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姑就拟议中之《汉书·西域传》校释,择其稍完整者《康居》、《奄蔡》二篇,录呈斧正,复祈为分致。如其无当,覆瓿可也。”(26)我们查1934年《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发表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和《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两文。后来,岑仲勉把他从1930-1959年间陆续写成的研究西北史地积累的成果,集成《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康居·奄蔡、粟弋附》的注释中说:“拙著《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辅仁学志》四卷二期),本篇大旨相同,惟材料已大半添易。”(27)在《奄蔡》校释中,涉及钦察族,学界争论甚大,国际汉学界如伯希和等亦参与讨论。1934年6月22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中说:“再者,奄蔡即钦察,《黑鞑箋注》早略说明,伯希和亦谓钦察之名已见九世纪撰述,更无害于前说之成立。惟检柯史(按:指柯劭忞《新元史》),只著库莫奚后人一语,来得太突兀,或屠记(按:屠寄《蒙兀儿史记》)更有详说(闻似在卷三)。而中大、莫氏(按:指莫伯骥)均无其本,不知除道园碑之外,更得信凭否?拟恳饬检节钞此段见示。现虽有附带论文之稿,未敢遽尔露布也。”(28)显然岑仲勉在《辅仁学志》4卷2期发表的《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在学界引起不同反响,故致信陈垣,“恳饬检节钞此段见示”,即提供岑手头所缺之资料,以便他就不同意见进行辩驳。同年同月27日,又致信陈垣说:“上周曾复乙缄,计达左右。兹将改稿数纸另邮付呈,尚祈费神饬照删改,无任祷盼。”(29)此事应是指《再说钦察》一文。他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说:“伯希和之Coman(冯译库蛮)考,大意以为其名不见欧洲古史,余尝辨之(自注:见拙著《再说钦察》)。”(30)
    陈垣想岑仲勉提供校勘《元和姓篡》的稿件在《辅仁学志》发表,岑仲勉1936年10月14日复函曰:
    《姓纂》稿过繁,或有妨篇幅。如不弃瓦砾,则略有数短篇可供采择,兹别附乙目……
    汉书西夜校释:此是校释之一,颇谓一得,原拟俟全书刊布。大意以为西夜即塞之异译,而乾陀罗亦见于后书。有此则佛教入华时间问题似可上推西汉,而休屠金人等可研究也。
    外蒙古地名四个:大意就于都斤、他人水等(已见《辅志》作再详细之研究。)
    新唐书(突厥传)拟注一篇:此为拙稿《突厥集史》之一篇。清儒专唐书者少,窃谓旧、新不能偏废,而新书溢出之史料似不可不先考其本据。所谓注者,即注其本据。
    再说钦察:前年寄奄蔡稿后,知伯希和主钦察(屠、柯)即库莫奚之说,即再作详细驳论。
    汉书地理志序列之臆测:《汉书集注》有此讨论否?
    已上各稿,尚须一度修正。如承摘出,稍暇当整理录呈。惟可否之间,总不必客气耳。(31)
    我们查《辅仁学志》5卷1、2合期(1936年)发表岑仲勉《再说钦察》一文,此文当然与陈垣提供材料有很大关系,姜伯勤也说:“陈垣先生对岑仲勉的工作更是十分关注,如岑先生的《再说钦察》等文,就是奉援庵先生的函诏而撰写的。”(32)1937年《辅仁学志》第6卷第1、2期合期,发表岑仲勉的《汉书西夜传校释》和《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两文。1936年11月19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云:“又,丁麟年《阙特勤碑释跋》,想文字无多,不审外间购得否?如尊处有庋藏,极盼赐下一读也。”(33)同年12月14日信又云:“接手示,诸荷教益。阙特勤碑跋,系据容媛金石目五,题日照丁麟年(黻臣)辑移林馆刻本。今承示东本,后署日照丁氏移林馆金石文字。盖同是一书。惟铃木跋称日照丁辅臣,辅黻相近,黼黻义近,或铃木跋有讹欤?此种拟即留下,该价多少,乞示悉奉璧。”(34)说明此文与陈垣关系很大。1946年,《辅仁学志》14卷1、2期合期发表岑氏《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一文。
    我们还必须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辅仁大学的办学经费日趋紧张,《辅仁学志》为了节省经费,一是把每年的两期合为一期,二是几位老先生申明不要稿费。启功回忆说:“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35)岑仲勉投稿《辅仁学志》也不收稿费。1935年10月14日致陈垣信云:“今春承惠稿费,觉有未安。……闻年来受环境影响,私校多支绌,稿费尤不愿滥领。”(36)1937年2月26日致陈垣信云:
    本日奉贵校注册课通知,有五卷一、二期(按:指《辅仁学志》)稿费算讫等语。勉前经声明不敢受酬,故屡次投稿,今若此,是意邻于贪,固非初衷,且迹近妨碍言路也(借喻)。无已,谨拟如次:
    甲、可不支出,则充支出。
    乙、为他方面计,如须支出,则拟恳赐赠《万姓统谱》乙部(修绠目似有其名,标价约三十金。此只合而言之,因未知采登若干种),以助勉一篑之功(稿费数不及,或市上无其书,此议均请取消)。馀则购图书移送贵校图府,庶勉不至尽食前言,而受赐者在学,或庶几不伤廉也。(37)可见岑仲勉投稿《辅仁学志》,既是陈垣对他的提携,也是对陈垣工作的支持,而其行动与辅仁老辈是相一致的,深得陈垣的信赖。
    陈、岑交谊深,岑仲勉不客气地请陈垣购书、借书。1936年12月31日致陈垣函云:
    前上复缄计达。兹有请求者:
    一、月前阅《潜夫论》(王氏汉魏本),讹错颇多。继购一《丛刊》本。亦复如是。
    闻《湖海楼丛书》中有汪继培箋,如对五德志二章有详细笺校,乞代购乙部,否则可免置议。因馀书皆非急要之本也。
    二、《中国学报》五期(见《国学论文索引》),有陈汉章上灌阳唐尚书论注新唐书,颇欲一阅。惟此是多年旧报,恐不易觅。辅大如有庋藏,厚赐假读。
    三、年前辑法显、义净年谱,本意合玄奘为三。翤见刘氏继作,故置之,玄奘出国,自以叶护为先决问题。叶护非必统叶护,尊论(按:指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之论)不易。至奘之享龄,尚有疑问,多年未释。《岭南学报》之谱,亦无新表见。偶检《国论索引》三编,《东北丛镌》十七、十八两期更有陈氏谱乙篇。该志出版尚近,能转坊贾代觅两本否?
    以上均非急急,不过趁年暇顺为请求耳。(38)
    岑仲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墨子》,至1956年完成《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书,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岑仲勉把该书寄给陈垣。陈垣于1958年7月5日致信岑仲勉:
    久未得消息,忽奉到大著《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册,知起居安吉,至以为慰。在今日朋友辈中,出版著作堪称为多快好省者,阁下实其中之一人,敬仰之至。谨先复谢,并颂文祺!弟陈垣。(39)
    由于陈垣与岑钟勉有深厚的友谊,相知甚深,1961年10月7日,岑仲勉逝世,陈垣是岑仲勉教授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于10月9日致函岑仲勉家属,吊唁岑仲勉逝世。(4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