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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舆论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理解有误

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般认为中国跟一战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中国受一战的影响很大，不只在内政方面，还有外交方面。在100年前的今天(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关于一战的局外中立条规，有二十几条，第一条就是要求交战双方不得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租借地，有任何的交战敌对行为。中国与一战真正发生关系，就是从100年前的今天开始。

可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多停留在过去宣传中的刻板印象上。比如，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内战的、无能的政府;中国对一战没有贡献，对巴黎和会也没有准备;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待遇还不如战败国等等。因为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继而让亲日派下了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也没有签字。

新史料为北洋政府正名

到目前为止，关于一战与巴黎和会最好的一本书，还是80年前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什么后来者反而没有办法超越他?关键的因素在于当年英国外交部提供了档案给他看，他当时用了大批的外交档案，而这些档案很多现在都看不到。有关巴黎和会的档案也特别不全，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找了十几年都收不全，以为此生无望了，结果却在三年前无意之中意外地搜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2007年年底，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上线了一批新档案，放在外交档案03-13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那个档案我早就全看过了，但只用了前半部，2007年上线的是后半部。新上线的这部分虽名为驻比利使馆保存档，但实际根本就是陆征祥档案，内容是民国元年到九年，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的总长室密档。这批档案如果放在台湾或大陆，很可能被销毁了，但它却被放在布鲁塞尔的驻比利时使馆，得以在百年之后重新出土。至于这批档案的来源，据档案馆讲，1955年台湾外交部，把总理衙门、外务部和北洋外交部的档案交给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处，1983年外交部又移交了一批档案，但这一部分没有编入《外交档案目录汇编》里，大家就没法知道。直到几年前，我接到台湾教育部的课题，需要整理北洋时期外交材料和研究成果，突然发现在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里面出现的后半段档案。

这批档案里面有陆征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巴黎和会出发前及和会期间，他所有的收发电，这是一手材料，电文上面有陆征祥、顾维钧和王正廷的签名。比如，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那天，中国代表团在下午三点钟拒签和约，五点钟的时候代表团收到北京政府在27日发出的电报，说国内群情激昂，还是要保留。然后上面秘书用蓝笔写了几个字“此电已来两次”，陆征祥用红笔签了几个字“此电何时发的?”实际上这是在《凡尔赛和约》拒签了两个钟头以后，来了一个北京政府的电文说不要签。

这批档案为什么存在驻比利时使馆里?我认为，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之后回到中国，在国内已经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情况下，很多外交机密不能讲，可他又看到了太多别人不知道的机密，加之夹在党派竞争中间，心力交瘁之下辞去了外交总长，于是北京政府给他一个名义驻瑞士公使，他就到瑞士去了，也把那批档案带走了。1926年，他遵从夫人的遗愿做了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很可能这个时候把档案交给了驻比利时的使馆。

外交史研究没有一手的资料是做不出来的，除了这些新发现的史料，我们还要参考日本的外交文书、美国的外交档案、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个人档案、甚至当年美国国务卿兰辛的档案。现在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可以有把握做到更接近原貌的学术研究。依据这些原始档案，我得到了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结论，甚至写论文的时候手都会发抖，为什么档案显示的原貌跟刻板印象相差得那么多?简单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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