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荣传：从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玉(石)器看中原夏商文明的南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33 《江汉考古》 石荣传 参加讨论
三、由浮滨文化玉(石)器的外来因素看中原夏商文化的南渐 从第二部分看，浮滨文化玉(石)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尤其是中原夏、商玉文化，如璋、戈、凸缘环等，但又不全然是中原夏商玉器的面貌，包含了其他地域文化特征。究其原因，中原与闽南粤东地区相距遥远，文化直接传播的可能性极小，只能依靠多地“接力”的再传播。中原夏商文化每经一地，必然与当地文化发生碰撞、整合，发生文化质变，即到达下一个地点的已是被上一个地点“本土化”了的夏商文化因素。 通过考察浮滨文化玉(石)器外来文化因素的构成，分析总结中原夏、商文化因素经历的地区性质变，辅以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的考古材料，由点及线，初步推测中原夏商文化因素进入闽南粤东地区的路线并论证如下： (一)以璋为代表的二里头玉文化因素经渭河西行，约早商前后进入四川盆地。其后向南下岭南、东南亚大陆及东南沿海一带。 作为黄河流域的玉文化因素，璋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临沂大范庄(20)、五莲上万家沟村和海阳司马台(21)、陕西神木石峁(22)、湖北荆州观音垱汪家屋脊(23)等遗址皆有出土。二里头时期较常出现，如二里头遗址、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24)等。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时期中原偶见(25)，多见于长江上游及岭南地区，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等遗址，但商的南方重镇盘龙城(26)及赣鄱流域皆不见璋，至于盘龙城遗址七期采集的璋PTZ：0328，经笔者仔细对照发掘报告中的图片及文字，认为是具有二里头玉文化风格的玉刀而非璋。造型上史前玉璋阑多简洁，出单阑，阑上多无牙；刃口多以浅凹弧刃为主；二里头时期阑两侧多扉棱，刃口亦多浅凹弧刃。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玉璋向四周辐射，从目前二里岗时期中原地区仅见于许昌大路陈村、郑州二里岗、新郑望京楼来看，其向东、北、南的传播并不顺利。而三星堆玉璋的大量出土说明向西是其主要的传播路径，个中原因是因为夏本就源起于陕北地区，其部族存在向成都平原的迁徙，还是真如传说中所说夏的祖先昌若生于若水，即今四川雅砻江一带，夏与蜀地渊源颇深?都尚待更深一步的民族学研究，因为不是本文论述的要点，在此不再细述。但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27)为二里头玉璋的西传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除成都平原外，上文提及的岭南地区红河下游、珠江口、闽南粤东等地亦多见有玉璋。它们与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的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红河下游冯原晚期玉璋出土状况与二里头文化极为相似：如冯原Xom Ron遗址墓葬中两件玉璋的摆放与二里头遗址VM3两件玉璋的摆放一样，刃部一上一下(28)；其中VM3：5(图六，1)造型精美，体长48.1厘米，造型与冯原Xom Ron的XR26(图六，2)(29)近似，皆为细长型，甚或连长度都接近，后者46.6厘米。相近的造型还见于成都平原，如金沙2001CQJC：955(30)(图六，3)，长度42.2厘米。珠江口香港大湾M6(31)璋(图六，4)、虎林山遗址璋的造型都接近于二里头时期玉璋。而浮滨文化揭阳仙桥山JY21：1燕尾状刃部，见于史前陕西地区和历史时期成都平原，可见几者之间存在渊源。 除出土状况、造型外，从时代上讲历史时期玉璋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有学者通过对三星堆璋的分析认为，A型凹弧刃璋是由二里头文化直接传播而来，到达成都平原的时间应是商早期，一直使用到商晚期(32)。也就是说成都平原玉璋的南下时间最早可能是商早期。根据越南考古研究，冯原文化晚期约距今3300～3000年，即商中晚期。珠江口香港大湾M6无陶器出土，但与墓葬同层的陶器座常见于深圳地区的商周遗址，如蛇口赤湾沙丘遗址(33)下文化层SNH：17，蛇口鹤地山遗址该类遗存叠压在夔纹陶文化层之下，即早于夔纹陶时期；李伯谦认为大湾玉璋介于早商与晚商之间(34)，综合各家对香港大湾玉璋时代的讨论，将其定为商末周初较为合适。虎林山石璋主要见于遗址第三期，约为距今3200至3000年。 综上可以看出，岭南地区的璋绝大部分与历史时期二里头遗址、成都平原出土玉璋极为相似，而时代多晚于二里头遗址及成都平原，说明岭南地区历史时期的玉璋应是来自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以璋为代表的夏(二里头)文化因素是如何进入岭南地区的呢?由于距离遥远，直接进入岭南的可能不大，所以必然由中间转折而来。然而二里头文化的璋究竟是由何条路径传播至岭南，一直以来学界众说纷纭。下面，笔者就根据考古出土材料对其进行层层分析。 图六 璋 1.二里头VM3：5 2.冯原Xom Ron XR 26 3.金沙2001CQJC：955 4.大湾M6出土 5.那坡感驮岩BT08②：2 由二里头与三星堆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似说明，璋应是由中原经渭河流域西传至成都平原，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为西传的提供了中间证据。根据研究，玉璋到达成都平原的时间约为商早期(35)，当无疑义。那么，由成都平原出发的璋又是如何向南传播的呢? 由目前的考古证据看，长江中游仅湖南石门桅岗村(36)、湖北孝感钟分卫湾(M1：3)(37)见有璋，而商文化因素浓郁的盘龙城、吴城等遗址都缺少璋的身影。因此璋沿长江干流传播的可能不大。 虽然有学者据澧水流域的石门璋认为璋等商文化因素可能由湖北江陵进入湘西北，而南下岭南的路径应经由涟水进入资水上游，由夫夷水进入广西北部(38)。但是目前来看，这条路线可能确实是商文化南下的路径之一，但是否是璋的南下路径另当别论。 首先，中原地区商代璋的出土仅见于二里岗杨村(采集)、新郑望京楼、妇好墓等，各见一件，因此，中原商王朝的璋应是二里头文化的余韵，而非商文化因素。其次，商周时期璋在中原虽不流行，但南方地区却大量流行，如三星堆遗址。上述长江中游的少量璋当不是来自于中原商文化因素，而是由成都平原顺江而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转道进入澧水，石门璋由此而来。再次，整个湘江流域和桂北地区不见璋的出土。 如此，岭南地区的璋应该不是由长江中游转折而来，而极可能是由成都平原直接经长江支流乌江或沱江进入云贵高原，之后进入红河流域或珠江水系，到达沿海一带甚或东南亚大陆地区。目前，由长江南下云贵的路途缺少直接的考古材料支撑，但近年来那坡感驮岩遗址二期(距今约3800～2800年)后段出有一件骨璋BT08②：2(图六，5)，还伴出有凸缘环等(39)，为成都平原璋的南下提供了些许证据。要证明于此，有赖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 进入岭南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是分别进入珠江流域或红河流域，还是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目前仅靠考古出土的璋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从珠江流域与红河下游的史前材料看，二地存在交流的可能(40)：新石器时代末期，在长江下游玉文化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珠江流域玉器得以发展。红河下游冯原早期玉器以玦为主，多为“横截面扁平、裂口细小”(41)，这种造型在华南地区极为普遍，如香港涌浪(42)、珠海宝镜湾(43)等均有出土，表明珠江口玉器可能存在向中南半岛的自然扩散。至青铜时代早期，两地玉器快速发展，皆以玦、凸缘环、璋、戈等为主。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珠江口与红河下游的近海岸，玉器作坊遗址众多，如越南海防长晴、豆洋(Dau Ram)、坡川(Bo Chuyen)、白寺(Bai Tu)、香港大屿山白芒、万家咀遗址等，从珠江口至红河下游俨然是一个玉器集散地，存在直接互动的可能性。 总之，珠江流域的璋是经由成都平原转折而来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从前面的描述看，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的璋时代与珠江口璋相近。更为重要的是，珠江下游与闽南粤东地域相连，文化互动频繁，浮滨文化遗址密集的榕江流域常见有珠江流域文化因素，如广东油柑山墓地出土的双肩石锛，说明珠江流域文化因素向粤东的传播。与此同时，浮滨文化亦存在向珠江流域的进发，如香港下过路湾遗址M6(44)出土的带釉陶豆圈足是浮滨文化的典型器物；广东博罗横山岭M248：1亦为浮滨文化典型的釉陶豆。如此，浮滨文化的璋当是由成都平原，辗转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再至粤东、闽西南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二)与以璋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不同，浮滨文化中以戈、凸缘环等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是经由长江中游直接或间接进入闽南粤东地区。 由目前的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看，商代文化的南下存在多条路径：商人在长江中游盘龙城建立据点，由此向湘江流域及赣鄱流域前进，前者经湘江中上游进入广西，至珠江水系或南下越南；后者则多经赣江进入岭南，之后在岭南传播开来。除此之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见有数量众多的商文化因素，如戈、凸缘环等说明商代中原与成都平原的交流亦然密切。 从闽南、粤东地区的外来因素看，戈、凸缘环与赣鄱流域、成都平原间的商文化因素都存在多多少少的相似，如此，其究竟从成都平原还是长江中游转折而来要进行详细论证。 玉戈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45)，是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中原地区较为多见的一类工具，是商王朝极为重要的仪仗类礼器之一。 商周时期，玉戈大量见于长江中上游，如稍早的盘龙城遗址，其大部分戈造型与中原商玉戈相同。而该遗址出土的折收锋弧援有脊戈开启了长江流域此类戈的先河，不仅见于赣鄱流域，亦见于成都平原，当皆由盘龙城商文化传播而来。时间上赣鄱流域商文化及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皆稍早于浮滨文化，都有可能是浮滨此类戈的传播源头。从空间上看，三星堆与闽南粤东相距遥远，且长江以南除闽南粤东外，都未见有折收锋弧援有脊戈，缺少传播路径上的材料支撑。相反，闽南粤东与赣鄱流域山水相连，文化的传播相对便捷。因此，浮滨文化戈来自赣鄱流域文化传播的可能性较大。 赣鄱流域以戈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是直接进入闽南粤东，还是如史前文化一样经由闽江流域的传播?虽然赣鄱流域与闽江流域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交流均较频繁，如新石器时代的牛鼻山文化(46)及青铜时代的黄土仑文化(47)，皆见有赣鄱流域文化因素；而赣鄱流域吴城遗址的弓背锛可能是昙石山文化的反向传播。但商周时期，除闽南外，福建其余地区玉石戈并不多见，说明戈应由赣鄱流域溯赣江而上，直接到达闽、粤、赣三地交界处：赣南的赣江、闽西的汀江、粤东的梅江等多发源于此，如赣江的源头是闽赣交界的贡水和源自黄竹岭的章江，二水在赣州合为赣江；汀江发源于武夷山脉，流经宁化、长汀、上杭、永定，进入粤东，在广东梅州大埔县和梅江汇合为韩江，如此众多交错分布的河流水系为赣鄱流域商文化因素直接进入闽南粤东提供了交通便利，而纵贯闽南的九龙江水系及粤东的榕江水系则是外来文化向沿海传播的要道。 从闽南、粤东出土戈的情况看，九龙江流域较榕江流域多且精致。浮滨文化的分体石钏与赣鄱流域的整体钏造型的极为相似，二者之间应存在某种渊源。而这种造型独特的石钏仅见于闽南，粤东地区从未出土。以上证据都说明赣鄱流域的商文化因素可能更多进入了九龙江流域。榕江流域的浓郁的商文化因素表明除部分来自赣鄱流域的直接传播外，还存在其他的来源：从璋的来源描述可知，珠江下游与粤东地区地域相连，文化间的交流十分密切，所以榕江流域商文化因素当存在由珠江下游传播而来的可能。此论点从凸缘环的出土可得到印证：闽南地区少见凸缘环，粤东地区稍多。由第二部分的描述看，珠江流域凸缘环较为多见，且与赣鄱流域极为相似。如此，不但说明珠江下游与粤东的文化交流，亦说明赣鄱流域商文化除由赣南向闽南粤东的直接传播外，存在由赣南向珠江口的传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