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清：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墓葬随葬石范习俗管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6:11:05 《江汉考古》(武汉)2016年 周志清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使用石范随葬的习俗贯穿西南地区整个青铜时代，而尤以滇文化最为突出。墓主人身份可能为铸造工匠，随葬的石范具有明身份和别认同的功能。另外，该习俗在岭南、东南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中也有发现，其文化传统可能源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铸匠墓”习俗。 关键词：石范 青铜文化 身份 铸匠墓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金沙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研究报告》(批准号12&ZD1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志清，四川 成都 610071 周志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6)06-0059-08 西南地区①青铜时代②遗存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习俗，即在墓葬中使用石范随葬，有时还伴随有少量炼渣或者是与冶铸相关的工具。该习俗的主要特征无外乎是随葬器物具有明确的职业身份指向，常常是工匠生前所使用的工具或制成品，显示出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与其他墓葬中的随葬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般而言，使用此葬俗的墓葬在墓地中并未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其随葬石范的习俗却明显有别于墓地中的其它墓葬，彼此之间有着显著的区隔，墓主人具有强烈的身份指向和认同意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铸匠墓”③，中国学者将其称为“冶金工匠墓”④。“铸匠墓”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对其分布范围、流行时代、文化特征等方面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该习俗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的发展脉络和冶金技术体系。笔者依据埋藏环境及伴生物的发展演变，试图简单梳理西南青铜文化中的此类习俗，以探讨该习俗的文化特点、发展演变及渊源问题，并尝试理解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国西南青铜文化长时段内的关系，凸显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迥异的冶金技术传统。 一、西南青铜文化中所见铸匠墓习俗 石范即采用石质原料制作的模具，它是人类早期冶铸活动中较常采用的一种范铸技术。公元前3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发明了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的石范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共出土石范480余扇，分布于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行政特区。北方最初制范材料多样，有砂岩、石灰岩、片麻岩、千枚岩、页岩和滑石等，后期基本为滑石；南方地区自始至终以砂岩作为制范的唯一原料，滑石和砂岩是古代工匠最常用的两种制范材料，砂岩最受南方工匠制范青睐。从岩石学角度看，砂岩属于沉积岩，储量大，地表分布广泛，在中国南方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局部地区分布较密集。中砂岩和细砂岩是制范理想的材料，其颗粒均匀，质地细腻，硬度低，适合凿刻型腔，既能保证易于刻制，又能保证铸件质量。砂岩耐火度高，透气性好，南方工匠常选用其作为制范和浇注器物的重要原料⑥。 西南地区用石范随葬的墓葬在早期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⑦，如怒江流域的龙陵大花石遗址，该遗址经过前后两次发掘，均出土了青铜器，1987年试掘除了陶片和石器外，还有铜丝出土，1992年在地层发现有铜丝和铜屑的出土，另外还出有石范3件，其中1件可辨为钺或斧范，均用砂岩制成。1件为合范，另1件为单范。墓葬中出土1件，报告中未作介绍，如果当属墓葬中出土，则该墓为云南早期青铜时代随葬石范习俗的开端。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时代在云南新石器晚期到铜器时代⑧，结合该遗址出土陶器观察，笔者认为时代当在距今3000年左右⑨。大花石遗址中墓葬形制特殊，墓葬在地面表现为一个个由大、小石块垒成的石堆。墓坑上方多为大石，墓壁和墓底极不规整；墓坑内多填充有巨石，出土器物破碎不堪，其形制与组合与地层中同类器相同，除了随葬大量砺石外，还伴出石范。墓内并无人骨发现。发掘者认为是否为墓葬尚存争议。笔者发现该遗址砺石发现甚多，报告的墓葬中均随葬有砺石(为红色砂岩，均有磨痕，其可能承担器物的磨制工作)。结合墓葬中石范的出土，可能预示该遗址的某一特定专业人群的聚居场所，这些人群具有某种特殊职业身份。 此外，在同时期的其它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石范，如处于澜沧江中游属于石佛洞文化的那蚌遗址，除了石范，还伴出铜渣⑩、另有桂西南的那坡感驮岩二期遗存(11)、地处黔西乌江流域的瓦窑遗址(12)。这些遗址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均为西南青铜文化的早期，距今：3500～2900年。尽管西南地区目前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或墓葬出土石范相对较少，但该地区的范铸技术是其早期青铜时代出现的标志之一，它肇示着西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到来。尽管该阶段的石范主要出土于遗址中，墓葬的个案较少，但使用石范随葬的习俗已经出现，其与不随葬石范的墓葬间具有明显的身份区分，石范随葬与否可能具有专业分工指向的符号意义。 囿于目前该区域西周时期遗存的确认困难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匮乏，此类葬俗在该时期未有明确的证据，对该阶段的文化特征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相较而言，该地区东周时期的材料较为丰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葬俗在滇西地区较为盛行，可能与此时该区域发达与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有关。其中以剑川鳌凤山墓地最为典型。该墓地随葬石范的墓葬仅3座，占发掘土坑墓的1.38％(总计217座墓)，为斧、钺范，两辆相扣，整体呈长方形，范内壁刻出斧或钺形型腔，一端外侧刻有缝线一道。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13)。鳌凤山墓地采用石范随葬的习俗是东周时期最显著的例子。除此之外，同时期相邻地区的遗址中还普遍出现了石范，如剑川海门口遗址和银梭岛第三期遗存(14)、弥渡合家山窖藏(15)。自战国早期以降，西南地区已经进入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时期，洱海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与西南夷中的“昆明”、“嶲”、“徙”、“笮”等族群有着密切的关联。相较当地早期青铜时代，该时段石范出土的分布范围较广，但仍然主要集中于滇西地区(16)，这是该地区发达青铜文化相应的产物。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仍然以小型器物为主，工具、饰品最多，兵器次之，尽管与早期青铜时代相比，青铜器种类相近，但数量和制作技术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器形也更加丰富。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这一时段内，在滇文化圈中比较盛行此类葬俗。如嵩明凤凰窝滇墓采集到石范2合4件，质地为红砂岩，1件为锄范，形状近似扇形，残，大小相等。上片为平面，铸锄部位稍凹；下片有铸锄的凹槽，所铸锄为尖叶形。三角形銎，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斧范形状为长腰梯形，大小相等。上片为平面，铸斧部位稍凹；下片有铸斧的凹槽，腰部有两道横凹弦纹，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斧为半圆空首直銎(17)。呈贡小松山第四次发掘M10出土镞范1件(M10：1)。单合范，质地为红砂石，石质细腻，长腰梯形，基本完好。范内刻有一尖叶形镞形凹槽。上端有圆锥形浇口，下端亦有出口浇孔，镞叶面两侧刻复合人字形凹纹(18)。小松山第五次发掘出土石范3合5件。镞和镦范1合2件(M35：1)。上为平面，铸镞和镦的部位稍凹。下片分别刻有镞、镦形状的凹槽共5个，内含尖叶形镞凹槽3个，1大2小；圆锥形镦凹槽2个1长1短，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锛范1合2件(M35：2)，红砂质地，长腰梯形，两片大小基本相等，从腰部折断成两块。上片为平面，铸锛部位稍凹；下片有铸锛的凹槽，銎部上端近口处有一椭圆形小坑，之下刻有两道凹弦纹，所铸之锛为半圆空首直銎，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镞范(M35：11)为单范，泥岩，质地细腻，长腰梯形，基本完好。范内刻有～尖叶形凹槽，翼部两侧分别阴刻直径约0.6厘米的圆圈各一个，圆圈内各阳刻直径约0.2厘米的小圆圈，成正方形排列。上端有一圆锥形浇口(19)。寻甸背来头墓地出土石范5件，分别为锄范和斧范。质地均为红砂石，大多残碎，有明显的使用痕迹(20)。该墓地地层中出土了坩埚、青铜炼渣，调查显示背来头墓地附近有青铜冶炼遗址的存在。安宁太极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石范2合4件，其中锄范同凤凰窝同类器相近(21)，另有矛范1合2件(22)。此类葬俗在滇文化圈相邻地区也有发现，如川西南会理县的瓦石田墓地(23)。 西南地区除了随葬石范习俗外，还有与铸造生产相关的伴生品，如铜渣和铜屑或铜范等。东川普车河出土铜炼渣1块，形状不规则，重0.54公斤。该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24)。东汉初期，个旧黑玛井汉墓广泛流行的铜渣随葬也可能是该习俗的遗留(25)。红河流域的个旧麻玉田墓地有随葬铜屑的习俗(26)。在西汉晚期甚至出现了铜范随葬的现象，如八塔台墓地铜范，均为合范，M15：4，仅剩一半，宽扁形，为铸造铜簪之范。簪头有花饰，簪针细长，每范铸三支，锥形浇口，两侧各有一个凹窝。铜范背面密布散热乳钉，饰枝杈纹。M69：14，一合，荷包形，为铸造铅弹丸之范。每铸四丸，锥形浇口各有凹槽通向两侧。铜范背面凹凸不平。同墓还出土铅弹丸(M69：6)，大小与铜范相近，说明这些器物可能为当地铸造。M69同时也是该墓地目前发掘中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墓葬，铜范的出土可能与墓主人特殊的身份或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该墓的时代推测为西汉晚期(27)。铜范随葬是石范随葬习俗的延续，它凸显了该墓主人的身份特殊，其身份可能不是工匠，而可能是掌控或管理工匠的上层人员。随葬石范的滇文化墓地就墓葬规格而言均不属于滇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在同一墓地中随葬石范的墓葬并未显示出与其它墓葬的特殊之处，除了石范或铜渣外，无论墓葬规模，亦或是随葬品的数量或质料均无差异。除了八塔台M69，墓主人可能为工匠的管理层外，使用此类葬俗的墓主人，可能仅是冶铸生产或制作工匠。这显示出随葬石范的墓葬主人在滇人的社会结构中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可能属于滇人社会结构分层中的中、下层，是一群有着明显职业取向的专业分工群体，通过随葬石范或相关遗物来突出其职业身份。东汉初期以后，随着汉文化将该地区纳入贡纳体系后，当地夷人文化逐渐被汉文化所涵化，夷人文化的多样性特质逐渐弱化，石范随葬的习俗也逐渐消失。 西南地区石范随葬的习俗最早见于滇西地区，这与当地早期青铜时代在此发轫密切相关。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材料较少，春秋晚期以后的材料较为丰富，战国早期仍然集中于滇西地区，秦汉时期则以滇文化圈最为盛行，这可能与滇文化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系统相关。此葬俗亦有墓地等级划分的意味，使用此习俗的墓地并不属于滇文化的高等级墓地，而是小型低等级墓地，反映出使用此类葬俗的主人在其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是社会复杂化和专业化的产物，这有别于早期青铜时代此类葬俗仅是职业分工的特征。铜范随葬是石范随葬习俗的延续，并被赋予特殊含义。使用石范随葬习俗的墓地周边地区往往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二者之间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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