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2)
http://www.newdu.com 2024/12/29 05:12:22 《江海学刊》2014年1期 吴必康 参加讨论
从经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前期，英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西方经济大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危机的时代。英国经济政策“重返”国家干预，形成第二次大变革。 一战中，英国建立战时经济体制，计划分配物资，管制物价、食品、运输、工资等，甚至直接管理工厂。政府几乎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9)这个经济政策的巨变，使现代国家干预在战争中走上历史舞台。新兴的工党从中看到希望。1917年，工党总书记韩德逊表示：“国家控制，本来被认为是破坏雇主和工人的权利与自由，不可容忍，现在却得到接受，在那些由上个世纪个人主义传统培养起来的人们中，没有引起有效抗议”，这是一个“革命”。(20)但是，战时措施在战后解除，重回经济自由主义旧轨。然而，两战之间英国社会经济矛盾日益严重，议会上常有关于危机乃至于挽救资本主义的议论，“看在上帝的份上，资本主义自己陷入困境，把它解救出来吧！”(21)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导致西方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体系全面混乱。经济灾难和失业贫困笼罩英国，经济自由主义束手无策。1932年麦克唐纳政府宣布放弃自由贸易，实行进口税，建立帝国特惠制，保护市场。 危机使经济自由主义破产，却也是走向大规模国家干预的动力，促成“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更新。坚信自由主义的自由党衰落了，信奉“社会主义”的工党崛起，与保守党并驾齐驱，出现“权力与资本”的新格局。英国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政策。早前，一些学者已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哲学，主张国家干预。霍布森和霍布豪斯认为社会是复杂有机体，相互依存，不宜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主张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即“新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工党费边社等也有类似主张，更提出公有制和国有化。它们有“修正”经济自由主义之用，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危机，需有全新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早在1924年就提出：“得到明智地管理的资本主义可能比其他任何可见的制度都能更有效地达到经济目标。”(22)1933年，凯恩斯认为当前危机和理论困境需要“混合经济理论”和“计划”的补救办法。(23)1936年他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抨击经济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不相符合”，“结果会是误导的，甚至是灾难性的”。(24)他认为市场自我调节难以依靠，必须有国家调节。凯恩斯主义展现了大规模国家干预理论，称为“凯恩斯革命”。它提出有效需求原理、膨胀性财政和充分就业等，论证了资本主义利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主要方法。它有一个重要特点：不是否认而是依托市场经济基础进行国家调控。同时，不能将凯恩斯主义完全视为纯经济理论，它有政治意义，认为消费和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因”，其危机和失业有导致革命和毁灭资本主义的危险，需要启动巨大的国家力量，用“看得见的手”来挽救、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看得见的手”在理论上确立起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体现了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稳定需要。不久，英国在二战中再建战时经济体制，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引起“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的恐慌，国家干预并非那么可怕，还能解决自由放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发表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战后要消除匮乏、疾病、贫困、愚昧和失业，建立福利国家，实现充分就业。(25)由此，凯恩斯主义从经济角度，贝弗里奇报告从社会角度，战时经济从体制角度，全面启动国家干预力量。 经济大危机和生死存亡的教训，迫使执政党作出重大政策变革。1945年大选决定战后政策方向。大灾大难后要与民休息，是千古不易的治国安邦之道。丘吉尔和保守党背道而驰，其竞选纲领不仅坚持经济自由主义，还要“准备进行又一场巨大和恐怖的战争”(26)。长期受煎熬的选民对此显然不可接受。相反，工党提出福利国家主张。“丘吉尔处理战后重建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基本社会问题严重缺乏了解。”(27)结果保守党惨败，工党大胜，民心所向，一目了然。工党政府迅速推出以大规模国家干预为重要手段，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混合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1948年，工党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找到了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28)。保守党的1947年《工业宪章》也承认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共存，支持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政策，即“托利社会主义”。由此，两党政策大体一致，形成“共识政治”。市场机制加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这在“自由主义堡垒”的英国以往不可想象，现在顺理成章。“权力与资本”形成了第三次结盟，重点改为突出国家干预。 凯恩斯主义形成了一个经济政策体系。它确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宏观目标，以政策手段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采用经济计划，包括金融财政、产业和税收政策，干预价格和工资；以福利手段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扩大政府开支；以立法手段调控社会经济，如反垄断和维护经济秩序；以制度手段实施经济干预，如工党的国有化，建立国企系统。“二战后英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并非仅有市场配置机制，更有高度调控市场运行过程的体系，市场交易活动是在规则和体制的复杂网络中进行。”(29)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统治的大调整，使英国社会在20世纪前期剧烈动荡后达到新稳定。这次“钟摆运动”中，经济自由主义摆到极限，转向国家干预，“好日子”挽救了资本主义，出现战后20年经济的“黄金时代”。 历史常相似。凯恩斯主义进入发展高潮，也像重商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那样，开始弊病丛生，从“顺应”走向“逆行”。凯恩斯主义改变了市场过度“自由”而国家干预软弱的局面，却又面临相反困境，政府失灵的坏日子来临。从经济现象看，20世纪70年代英国面临新危机：经济滞胀、充分就业难以持续和失业严重、资本利润下滑、劳资冲突激化、福利开支庞大、税赋和物价上涨、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频频，引起普遍不满。更深层的是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如传统产业衰落和就业减少等变化。“共识政治”的内在矛盾也导致政策动荡，如工党国有化和保守党私有化针锋相对，经济形成“停停走走”的“英国病”，相对衰落无可挽回。 “政府失灵”的问题有：官僚主义严重、官僚机构庞杂、政府财政困难赤字大，管制过度阻碍经济发展，压制了社会经济活力，不利于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以及面对社会经济复杂变化，政策不能及时调整而僵化，盲目决策失误等。英国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1937年为25.9％，1951年为44.9％，1975年高达57.9％；政府雇员1931年为59.1万人，1951年为616.7万人，1975年高达724.2万人。(30)英国学者提出“帕金森定律”(官场病)：官僚机构越大，效率越小，腐败越多。国企经营不善，人浮于事，生产率低，竞争不积极，市场反应迟缓，亏损多。总之，政府失灵归结为过度国家干预，弱化市场机制。政府失灵也有严重的社会代价，资本和社会都不满。 1979年大选，保守党抨击工党：“英国面临的种种问题，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工党是执政党，无法推脱主要责任，在三方面败事有余”：阻碍财富创造，经济虚弱；扩大国家作用，压制个人积极性；赋予工会特权。工党拙于治国。(31)这次大选工党下台，18年在野，成为经济政策转折点。“普遍看法是工党政府在经济方面失败了。”(32)凯恩斯主义钟摆也到极限，反向“钟摆运动”再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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