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史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历史的研究，在妇女应对危 机、妇女与就业、妇女与社会保障、女性主义和妇女组织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尚属空白。
关 键 词：美国妇女/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
作者简介：杨丽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女权运动的复兴，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妇女研究引 起了美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后妇女史研究成果之丰、创见之独特，是其他领域所无 法比拟的。然而，美国史学界对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起步稍晚一些，并且研 究内容多侧重于妇女与大萧条的关系，即妇女应对危机、就业妇女的状况、妇女与社会 福利的关系等。对女性主义虽有所研究，但尚不多见。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沿 用传统的方法，侧重从杰出妇女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角度进行“她史”研究。(注： 所谓“她史”，就是改变过去传统史学都是以男性的生活为依据、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 研究方法，而完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撰写的妇女史。)尽管有一些妇女史学者注意到了 社会环境和文化对女性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颇为深入的分析，但是，真正从社会性别 (注：一些妇女史学者认为，人的性别不单纯由生理因素构成，而是在社会、政治、文 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琼·W.斯科特更是明确地提出把社会性别作为历史 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有一些妇女史学者把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概念化成社会组织 和人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而且认为这些原则塑造了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平等的模式 和影响社会结构与男女生活经验的涵义系统。参见琼·W.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 用的历史分析范畴》(Joan W.Scott,"Gender:A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 sis")，《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1卷(1986年12月)，第1 053～1075页；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载《社会性别研究选择 》，第389页。)的角度对女性为什么一贯地被赋予次等角色的屈从地位进行的研究，除 了救济和保护性劳工立法方面外，还比较欠缺。因此，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成为摆在 史学家面前的一个学术挑战。笔者希望通过这篇述评，能为国内有志于研究20世纪30年 代美国妇女的同行们提供一点参考。
一、妇女应对危机
1929年开始的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经济危机，不仅在 生活上而且在心理上，对当时所有的美国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众多的论述白人中 产阶级妇女生活的著作中，琼斯·韦斯廷的《设法应对》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大量的口 述史，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面对危机怎样学会了更多的生存技能。如：种菜、制 作罐头水果和蔬菜、缝补穿旧的衣服、烤制面包、喂养牲畜、收留寄宿者以及干一点零 活等。妇女们利用手中仅有的资源，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使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把大萧条对家庭经济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用光、用破、凑合着用或者没有用的 也行”这句俗语，是作者对妇女艰难度过危机的最好总结。[1]然而，与众多的中产阶 级妇女继续留在家中过精打细算的日子不同，一小部分已婚的中产阶级妇女的价值观发 生了变化。威尼弗雷德·D.W.博林认为，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已婚妇女外出工作不是为 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满足20年代消费社会刺激起来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在30年代，中 产阶级的一些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她们的眼里，生活的改变是 最重要的。[2]博林的观点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为这一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
妇女史学者不仅对中产阶级妇女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做了分析。 安纳利斯·奥莱克认为，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没有独自在家中忍受食物和住房方面的窘 迫，也没有为了丈夫和孩子默默地牺牲自己。恰恰相反，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 穷苦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为抵制价格、反抗被房主驱逐、建立大规模的物品流通网和 获得对食品、房租价格的控制而进行抗议和游说活动。她们的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对“公 平价格”的吁求，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作为美国公众一部分对美国经济体系的失 败展开的抗争。[3]
另外，城市里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主妇为了贴补家用，在自己的家里边照顾家庭边干一 点能赚钱的灵活，如手工缝纫等。在她们看来，尽管这种劳动工资很低，然而却使她们 既不放弃照顾孩子的神圣母亲特质，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她们的收入虽然很微薄，但 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政时期联邦政府为了取缔雇主对从事 家庭作业的主妇们的过度剥削，曾颁布法令禁止这种家庭作业，然而，却遭到了从事家 庭作业的人以及商人的反对。事实上，在大萧条期间，家庭作业一直存在着。[4～5]
除了城市妇女之外，生活在广大的南部和西部农村的白人妇女也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对 象。对南部白人佃农妇女进行了经典记录的是玛格丽特·贾曼·哈古德。她指出，30年 代的南部农村还没有电和自来水等设施，妇女主要还是靠双手完成繁重的家务劳动。[6 ]另一位史学家诺拉·米勒认为，经济原因促使农村女孩到城里工作。但是，当大危机 期间城市就业困难时，这些女孩不得不返回农村。对于这一点，玛丽·W.M.哈格里夫斯 的看法有所不同。她发现，农村女孩到城里工作，不单纯是经济动机，渴望冒险、对农 村枯燥生活的厌倦、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交往等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些女孩工资 很低，然而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改善了境遇。[7]另外，德博拉·芬克在《耕种土地 的妇女》一书中指出，由于大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和1934年以来的干旱，农田牧地上的生 活方式开始崩溃。妇女们改变了对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的态度。更多的妇女选择了单 身或者离婚的生活方式，没有离婚的妇女也减少了农村经济对她们的羁绊。她们不再使 自己囿于尽职尽责妻子的角色，而更多地看重她们自己的经历和渴望。大危机时期特殊 的经历加速了土地神话的破灭。[8]
在少数族裔妇女的研究中，黑人妇女是美国史学家关注比较多的群体。杰奎琳·琼斯 在《热爱的劳动、悲伤的劳动》中认为，像大危机这样的境遇对于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来 说，决不是第一次。只不过这一次危机使黑人男子失业率明显增高，致使黑人妇女承担 了比经济繁荣时期更沉重的负担。黑人妇女绝大多数都从事家佣或者农业工人的工作， 承受巨大的种族歧视。作者用“加速的厨房”形容家佣工人，用在工厂里“空中飞行” 形容黑人女工劳动的强度。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黑人妇女将放弃对联邦政府或者劳工 组织的幻想。相反，她们将和家人一起，逐渐把她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与作为工人的权 利等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把家庭民主与外部抗争联为一体。[9](p231)
另一位史学家朱莉娅·柯克·布莱克韦尔德在《大萧条的妇女》一书中，对墨西哥裔 妇女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婚的墨西哥裔妇女比较顺从， 大多不外出工作，而是在家里从事缝纫和刺绣的手工劳动，未出嫁的女孩多在家里剥核 桃壳以贴补家用。作者断言：正是社会等级制度结构、当地特殊的经济条件和自身的传 统文化共同作用，才使经济危机对不同群体的妇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0]然而，维基 ·L.鲁伊斯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鲁伊斯认为，墨西哥裔美国妇女不受传统文化的限制， 在组织工会和工人罢工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的作用。[11]
对于华裔美国妇女，朱蒂·扬提出，由于华裔妇女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甘于牺牲自 己，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与家人共同度过了难关，并且就族裔整体的生活质量而言在某 种程度上还有所改善。[12](p414～417)
当妇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应对萧条时，她们自身角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对家 庭关系产生了影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的 一些论著以丰富的史料叙述了大危机对妇女地位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变动的影响。这些论 著普遍认为，尽管男人是挣钱人的角色在大多数家庭受到了挑战，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地 位仍然没有被动摇。妇女依旧负责管理家务，大危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妇女这一传统 地位得到了加强。[13～14]
彼得·法林从性别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男女两性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他发现，不少夫妻在面对危机时都表现出莫大的震惊和恐惧。有些丈夫由于失业，逐渐 失去“挣钱人”的地位和一家之主的尊严。不过，绝大多数家庭最终对他们遭受的困境 找到了迁就融合的办法，在夫妻之间培养了新的信任和合作。[15](p153～157)至于一 些社会工作者和学者持有的危机会加重家庭暴力的看法，琳达·戈登提出了异议。她认 为，容易与长期贫穷相伴随的压力、挫折和自尊心受伤害可能会使家庭暴力恶化，但这 些因素决不是造成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家庭暴力通常不是由大危机而是由个人造成的 。[16](p46～158)
二、妇女与就业
自进入20世纪以来就已经出现的妇女就业人数增长的倾向在30年代并没有因为经济危 机而中断。妇女就业人数，特别是已婚妇女就业人数继续增长。妇女从事白领行业工作 的人数继续增加。不过，尽管有大量的就业妇女参加劳工运动，性别歧视在劳工组织内 部仍然存在。
在有关妇女就业的研究性论著中，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的《外出工作》无疑是对 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妇女工作经历的最好论述。对于20世纪30年代公众对于妇 女外出工作的激烈争论，作者从研究中发现，不管公众对妇女外出工作表现出怎样的敌 视态度，妇女都没有放弃她们的工作，也不会停止寻找工作。十年间，妇女进入劳动力 大军(或市场)的人数超过了男人。已婚妇女的就业人数明显上升。大萧条期间，妇女就 业人数较多的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不仅遭受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小，而且恢复较快。而大 量雇用男人排斥妇女的重工业部门，不仅遭受打击的程度较重，而且恢复较慢。因此， 作者指出，妇女似乎受益于从前所遭受的歧视，因为她们被这些歧视排斥在受萧条打击 最严重的工业部门之外。[17](p258～260)威尼弗雷德·D.W.博林认同上述观点，并且 进一步指出，男人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被社会定义为“女人的职业”的办事员、速记 员、接线员等工作。然而，在大危机的十年间，这些“女人的职业”的需求量增加，从 而使妇女在大危机期间整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却扩大了从事白领工作的人数。 因此，劳动力的性别歧视使妇女受益。[18](p87～88)
然而，大量失业男子的存在毕竟使妇女尤其是已婚女工承受着相当程度的就业歧视的 压力。公众普遍认为，受雇用的已婚妇女离开工作岗位将会解决失业危机；联邦政府也 颁布了歧视妇女就业的法令。[19](p198～202)公众观点和政府歧视性法令对就业妇女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洛伊斯·沙夫认为，虽然妇女在大萧条期间从事白领工作的人数增 加了，但是从事专业职业的人数却在减少，教师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职业。沙夫指出： “在20世纪头30年里，家佣和私人服务部门几乎保持不变，制造业和白领工作一反常态 成为主要的女性职业。在1930～1940年间，这种模式保持不变。可是，办事员和销售员 的职业以牺牲对白领类别的专业职业的追求为代价而获得。这就是30年代妇女经济地位 恶化的症结。已婚妇女继续以比单身妇女更大的比率进入白领职业——尽管从20年代以 来是以放慢的步伐，但是她们得以从事的工作更缺少声誉。”[20](p66～85，108)
与洛伊斯·沙夫的悲观看法相反，一些妇女史学者认为，这种歧视压力并不能把已婚 妇女赶出劳动力市场。(注：参见Ruth Milkman."Women's Work and the Economic Crisis:Some Lessons fromthe Great Depress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8,Spring 1976,pp.73～97;Lois Scharf.To Work and To Wed:Female Employment,Feminism,and the Great Depressi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0;Alice Kessler-Harris.Out to Work: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250～272;Susan D.Becker,The Origins of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American Feminism between the Wars.Westport,Conn.,1981,pp.133～151;Mary W.M.Hargreaves."Darkness Before the Dawn: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Depression Years."in Mabek Deutrich and Virginia Purdy,Clio Was a Woman.Washington,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80.)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玛丽·W.M.哈格里夫斯的看法最为 乐观。她指出，尽管大危机对专业职业的妇女来说是一个异常困难的时期，然而妇女在 其他类型工作中的地位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社会上还存在工作的性别歧视，但是， 就业的妇女正在变成一支更加稳定、更加成熟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已婚的、土生土长的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大军。这对于二次大战后女性主义的复兴来说， 无疑是黎明前的黑暗。[7]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公众对已婚妇女的就业行为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呢?艾丽斯· 凯斯勒—哈里斯利用普通人写给罗斯福夫妇以及政府官员的大量信件，从社会性别的角 度揭示了公众反对的深层含义，即人们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理想的破灭以及 男性丧失挣钱人的尊严而导致的懊恼和沮丧。[21](p418～425)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亨利·查菲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劳工运动发展的重要 时期，也是就业妇女大量卷入这一运动的时期。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规定任何产 业的工人都有不受雇主干涉的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一规定极大地推动了30年代有组织的 劳工运动的发展。另外，1935年产联成立。它一改劳联的作风，吸收妇女和非技术工人 加入工会。上述两个原因促使妇女加入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但是，在劳工组织内部仍 然存在性别歧视，结果领导层内部的妇女人数很少。妇女在抗议运动中也大多从事救护 、送水、做饭等辅助性工作。[22](p82～87)
菲利普·S.福纳是美国有名的老左派劳工史专家。他的《妇女和美国劳工运动》认同 威廉·亨利·查菲的上述观点，并且以更加生动、丰富、翔实的资料，叙述了30年代声 势浩大的产联罢工以及妇女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3](p299～335)
三、妇女与社会保障
新政时期联邦政府开始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颁布了大量的社会保障立法。可以说，新 政标志着美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开始。对于妇女在社会保障立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史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对于妇女的受益情况，史学家却众 说纷纭。
苏珊·韦尔在她的《选举权之外》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新政时期在联邦政府任公职 的28位妇女的情况。韦尔对这28位妇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的叙述，在 众多的相关内容的著作和文章中最为翔实。[24](p87～115)对于妇女的受益情况，韦尔 在她的《支撑她们自己》一书中对中下层妇女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她认为，新政的一些 救济立法确实为妇女带来了益处。比如《全国工业复兴法》制定了男女工人的最高工时 和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妇女通常集中在低工资的工作中，所以她们比男人受益更多。但 是，《全国工业复兴法》排除了工业以外的妇女劳动力。大量的家佣和农业工人被排斥 在外。[25](p37～41)萨拉·M.埃文斯也对新政的社会福利政策持肯定的态度。她认为 ，新政尽管不能完全消除贫困妇女和贫困家庭的贫困问题，然而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使包括妇女在内的低收入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她说：“这不仅意味着 新政是妇女作为接受者的新政，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妇女’的新政。”[26](p205)
与上述持肯定态度的观点相反，一些史学家更多地看到了新政社会保障立法的局限性 。他们认为，许多妇女由于种种歧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些立法的益处。许多新政纲领在直接救济、工作救济和工资方面歧视妇女和少数种族群体。1/4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法规为妇女建立了低于男人的工资标准，使女工工资比男工工资低14%～30%。救济工作绝大多数是针对男性挣钱人。从事家庭服务和在农场及罐头厂工作的人数众多的女工，没有被包括在公平劳动标准法或者社会保障法里面。集中在这些部门工作的黑人、墨西哥裔以及亚洲裔妇女也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立法的机会。(注：参见Lois Scharf.To Work and To Wed:Female Employment,Feminism,and the Great Depression,chap.6;AliceKessler-Harris.Out to Work: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pp.262～271;Julia Kirk Blackwelder.Women of the Depression:Caste andCulture in San Antonio,1929～1939.College Station,Tex.: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7;Jacqueline Jones.Labor of Love,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Work,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New York:Basic Books,Inc.,1985,chap.6.)
在过去的20年里，学者们还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福利国家的状况，在福利国 家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他们普遍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救济计划受益的 主要是白人男子，妇女和有色人种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27][28](p9～30)苏珊娜·梅 特勒指出，联邦和州政府通过对社会保障立法管理权限的分配，对公民资格进行了划分 。男子，特别是白人男子，具有国家公民的身份，由联邦政府按照一种集中的、统一的 方式进行管理；妇女和少数族裔男子由州政府负责，而州政府的管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和可变性。通过这种划分，妇女从新政之前是福利的主要对象下降到从属的地位。[29]
另外，历史学家伊莱恩·S.埃布尔森还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专门分析了在大危机初期独 立的、失业的又没有男人赡养的无家可归的妇女接受救济的情况。她认为，造成这些妇 女悲惨境遇的原因是：美国社会固有的社会观念，即女人生来有男人供养，男人是挣钱 人，经济危机的巨大灾难是男人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政府和社会所有救济政策的出发 点都建立在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选择上，“被遗忘的男人”才是被救济的对象。在这种 社会观念的基础上，那些无人供养的失业的妇女被视而不见，最终落入流浪街头的境地 。[30]
四、女性主义和妇女组织
与其他妇女问题的研究成果相比，史学家们对这十年间女性主义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少史学家认为女性主义在30年代归于沉寂。众所周知，选举 权修正案通过后，女性主义失去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妇女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到了 3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更是压倒了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甚至女领导人也认为今天没有 时间留给女性主义，妇女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女性主义。[15]
这样一来，不管是20世纪30年代还是后来的史学家，绝大多数人都为30年代的女性主 义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威廉·亨利·查菲在其名著《美国妇女》中揭示出：“在选举 权修正案通过后的20年里，妇女权利运动达到了最低点。被争论所困扰、被缺少广泛的 支持所削弱、被互相残杀的战争所分裂，妇女权利运动在美国社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力 量已经停止存在。”[22](p132)不过，也有些史学家认为，尽管妇女问题在危机期间可 能没有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女性主义却幸存下来。苏珊·韦尔认为，大萧条使许 多妇女组织财政拮据，但并没有因此陷于瘫痪。一些妇女组织仍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这些充满活力的妇女组织和那些在公共事务及社会改革运动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杰出妇 女的存在，使得女性主义已经死亡的观点难成定论。[25](p88，98)
一些妇女史学者研究了在20世纪30年代比较活跃的妇女团体。杰奎琳·多德·霍尔的 《反叛骑士精神》介绍了南部妇女防止私刑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Womenfor the Prevention of Lynching)这一突出的妇女组织。根据霍尔的观点，该协会通 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私刑实际上是白人男子为了反对侵犯他们经济力量的 黑人而采取的恐怖行动，但它同时也是加强白人女子对白人男子依赖性和迫使她们安分 守己的工具。事实上，白人男子是要建立一个在性别和种族基础上的等级森严的权力关 系。30年代，南部妇女防止私刑协会进行了大量的揭露事实真相的教育活动；协会还调 查私刑，揭露犯罪者并促使司法部门执行。在州和地方一级，南部妇女防止私刑协会从 警察那里获得保证，选举支持她们的官员。协会的努力确实减少了私刑的发生。但是， 它本身又无法超越种族和阶级的界限。因此，协会在30年代取得的成绩是相当有限的。 该书由于作者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视角而获得班克罗夫特奖。[31]萨拉·M.埃文斯也认 为：“南部妇女防止私刑协会仍然是一个寻求种族和平和社会秩序的力量，而不是为了 根本的社会改革。它不能接受黑人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敦促联邦政府反私刑立 法的政治议程。但是协会在30年代为有关妇女的文化的陈规陋习提供了少有的基层群众 的挑战。”[26](p213)
五、结束语
综观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史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状况，我 们可以看出，关于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深深地受到美国妇女史整体研究的影响，呈现 出以下特征：
(一)从最初的被忽视到转向“她史”的研究。尽管历史学家早在新政末期就开始了对 新政的研究，但是他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少提到妇女的活动。纵然有历史学家 提到新政时期的妇女，这一主题也很少成为论述的中心内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 被史学家忽视的状况在70～80年代得到改变，但有关的研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 她史”的研究。由于以“她史”的形式写就的著作过分强调妇女的积极性，她们虽然对 于重新评价妇女在30年代美国面临空前大危机时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新评价美国大萧 条时期的历史和新政时期的历史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却从以男人为中心的一 个极端走向了以女人为中心的另一个极端，从而又一次把妇女史推到了边缘。
(二)新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造成了研究成果的专门化和零碎化。新社会史不仅改 变了过去以男性和杰出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叙述方法，开始注重研究被传统史学忽视的 社会群体，而且也提供了一些如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并大量借鉴包括社会学、人口统 计学、文化人类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反映到关于20世 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中，表现为史学家不再把目光局限在新政时期的杰出妇女和白 人中产阶级妇女身上，过去被排斥的妇女群体，如工人阶级妇女、进行分散的家庭作业 的妇女、农村妇女、移民妇女、少数族裔妇女都成为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史学家对不同 妇女群体的研究大大丰富了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美国妇女的研究。但是，妇女史学 在受新社会史影响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负面影响，即研究成果的专门化和零碎化。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往往成了这些专门化和零碎化著作的一个小章节所阐述的内容 。这些分散的粗浅的研究很难形成对30年代妇女的新的看法，并直接影响到20世纪美国 妇女史以及大萧条和新政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史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为妇女史学研究者们的进一 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怎样写好这十年的妇女史?未来的研究方向如何?这些问题一直 困扰着妇女史学者。通过对这段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回顾，以及当前美国妇女史学界对妇 女研究的新的探索，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 “碎化”的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妇女史学者琼·斯科特早在80年代 中期就提出应该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32](p1053～1075)以 她为代表的主张“社会性别”的妇女史学者认为，人的性别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诸多社会因素构成的，是一个社会范畴。男女两性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作用，共 同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对于妇女史的研究不能单纯研究妇女，而应在研究 女性世界的同时，重视男性社会的研究，并把社会性别、种族、阶级等共同作为历史的 分析范畴。伊莱恩·S.埃布尔森、苏珊娜·梅特勒、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等妇女史 学者在把“社会性别”理论引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她 们的见解给读者非常有益的启发。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说她们沉寂也好，说她们 活跃也好，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面对规模空前的大危机，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 同地域的妇女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尽管她们的经历不同、感受不同，然而她们在不同程 度上改变了传统角色的定位，竭尽全力与家人一同度过最危难的时刻。在这一过程中， 她们大多增强了自信心和责任感，为二战后妇女大规模地加入劳动力大军以及妇女运动 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我们只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20世纪 30年代的美国妇女进行研究，才能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妇女丰富多彩的历史活动有真正全 面和深刻地认识，为新时期美国妇女的整体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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