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掌控到大众文化空间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3:09:55 《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洪霞 谢小琴 参加讨论
摘 要：19世纪上半叶，英帝国的强盛将大英博物馆推向新纪元，馆藏规模得到极大扩充，书籍、手稿、自然和人工制品的收藏增长迅速。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对大英博物馆更加重视也更加慷慨，愿意花费公共资金来扩充藏品。另一方面，严厉的参观规则得以变更，进入博物馆参观或学习的限制被放宽，繁杂的参观时间规定得以改进，阅览室的空间不断扩充。作为大众文化空间，博物馆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和理念随着国家的重视和精英人物的努力逐渐由虚设变为现实，其由国家掌控的特性及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命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认可和界定。 关键词：大英博物馆 文化空间 爱德华·爱德华兹 安东尼·帕尼兹 作者简介：洪霞，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谢小琴，武汉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副教授。 博物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也是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是在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是英帝国实力的反映，身处博物馆之中，丰富的藏书、手稿、标本、勋章、各种古物收藏造成的猎奇式心理和视觉冲击，改变着人们的感受和体验，从而改变着民众的思维方式，使得英国人不自觉地形塑自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从这层意义上讲，大英博物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社会空间、权力空间以及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空间，是混合着人们无尽的想象和自豪的综合体。可以说，大英博物馆既是实在的有形空间，又是虚拟的文化空间。英国对大英博物馆这一公共文化空间[1]的塑造，反映了英国对国家文化建设和民族心理塑造的重视与设计。随着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飞速发展，作为帝国文化载体的大英博物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博物馆的馆藏规模、使用情况和服务理念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和改善。与此同时，精英人物所设想的大英博物馆服务大众的文化功能也得以实现，博物馆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空间。 一、资助与委任：国家规划博物馆的实现 1753年，大英博物馆正式诞生，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全书》，将斯隆爵士等人捐赠的私人收藏予以安置。同时，议会为大英博物馆的运作设立了管理机构（托管委员会），并对博物馆的日常管理、馆藏地的选择和建造、管理人员的薪金等做了相应规定，还规定由国家为大英博物馆提供财政上的支持。无疑，大英博物馆成立之始就是国家的博物馆。然而，上述规定在实际中多为一纸空文，国家对博物馆的投入和关注极少，就连曾任大英博物馆的首要图书管理员（Principle Librarian）安东尼·帕尼兹（Anthony Panizzi）都认为，博物馆的管理更多是私人事务。1777年，议员约翰·维尔克斯（John Wilkes）在下院的演讲中指出：“人们普遍抱怨大英博物馆不足以对大众开放，由于管理委员会自身资金上的匮乏，不能吸纳相应数量的文职人员和服务者……我希望他们扩充藏品规模，尤其是书籍和绘画。”[2]的确，据统计，从博物馆成立到19世纪初，博物馆的书籍和手稿收藏主要源于私人捐赠。国家几乎没有出资丰富大英博物馆的馆藏，特别是在文学馆藏上，国家没有任何投资。[3] 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英博物馆充实进了大量的图书、手稿以及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自然历史文物，博物馆得以迅速发展，管理和服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改进。国家对博物馆的管理和建设也开始重视，博物馆经历了国家管理从虚设到实质的转变。这首先表现在议会对博物馆的投资上。 1807年，议会出资5000英镑购买了兰斯唐手稿（Lansdowne manuscript），包括：尤里乌斯·凯撒爵士（Sir Julius Casar）的收藏、伯利文件（the Burghley Papers）、肯尼特主教和詹姆斯·韦斯特的手稿（ the manuscripts of Bishop Kennet and James West ）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文件。1813年，议会花费公共资金8000英镑购买弗朗西斯·哈格雷夫图书馆（Francis Hargrave’s Library）。1821年，议会再次出资1.35万英镑购买查理·伯尼博士的图书馆（Dr. Charles Burney’ Library），图书的数目达1.3万册，手稿500多册，这当中包含一些写在羊皮纸上的珍贵希腊手抄本。[4]此外，议会还出资购买如下收藏：1812年，花费1000英镑购买英国历史和地形学著作；1815年，花费253英镑购买伯尼博士（Dr. Burney）的音乐书籍；1815年，花费4777英镑17.5便士购买巴伦·摩尔（Baron Moll）的书籍、肖像和矿石等收藏；1818年，花费1000千英磅购买金格尼（Ginguene）收藏，包括1675篇意大利文学，2686篇希腊、拉丁、法语等文章；1823年，则分四次购买了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小册子加以收藏。[5]据统计，在半个世纪时间里，议会在购买书籍和手稿收藏上花费了20多万英镑。[6] 此外，议会对古物等藏品的投入也日益加大。1772年，议会以8410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在意大利收集的古物，将之授予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委员会，并拨款840英镑作为给上述古物提供合适的收藏之所的资金。[7]1808年，博物馆以2万英镑收购了查尔斯·汤利（Charles Townley，1737-1805）的罗马雕塑，其中也包含一些希腊原作。[8] 1816年，议会以3.5万磅的价格买下取自古希腊帕特农神殿的、号称“世界上最杰出艺术家的作品”——额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这是议会出资最多的一笔收藏。[9]另外，19世纪初，议会还购买了诸如罗伯特（Robert）关于从诺曼征服到当时的英国钱币的收藏，泰森（Tyssen）的盎格鲁—萨克森钱币和德·波赛特（De Bosset）的希腊钱币的收藏，购买之后它们立即被放置在博物馆所在的蒙塔古大厦里。[10]除了购买古物收藏外，大英博物馆更是直接资助考古发掘或者设置代理人购买古物。如莱亚德在西亚进行考古发掘就得益于大英博物馆的资助，[11]亚述古物最终从两河流域运送到了大英博物馆[12]。可以说，托管委员会以国家力量收购藏品的决心与日俱增。至19世纪中期，由于藏品的增加，大英博物馆的勋章、自然和人工制品部分化为东方古物部、希腊、罗马古物、钱币与勋章、英国与中世纪古物与民族学等部门。 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博物馆的重要性，国家转而重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和建设，其标志就是1835-1836年的大英博物馆精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ritish Museum），也称议会委任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f 1835-36）的召集。该委员会的意义，正如帕尼兹所指出的，“不仅在于它是有实际影响的一项决议书，更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时代：大英博物馆的国家机构性质及它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命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认可和定义。事实上，博物馆的特性和功能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只是表面上被承认……”，[13]这一机构促成了大英博物馆管理理念的大变革，博物馆被定义为“一个漫射文化的机构”[14]。委员会认为，作为行政事务的一个部门，博物馆也应该按照其他公共部门共有的精神进行管理，使民众明白大英博物馆除了是个满足好奇心的展览场所，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教育机构，并尽最大可能让英国的每个民众都能够便利地在博物馆参观或者学习。由此，19世纪30年代，国家对博物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规划管理，而非只流于表面化。 1835年3月27日，精选委员会被议会指定调查大英博物馆的环境、管理和事务。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历时两年，提交给议会的蓝皮书多达600多页，这对大英博物馆这个国家机构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15]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和民众也被召集到精选委员会面前，向委员们陈述博物馆的使用情况、优点和不足，委员们则根据听证会中的信息对大英博物馆的缺陷进行改进工作。 的确，大英博物馆它成立时的境况、管理和维持模式，都处于一个初创状态，而且很长时间也没得到改善。对于公众而言，大英博物馆几乎与动物园无异；文学和科学界虽然认识到大英博物馆对于学生和业余爱好者的价值，但是几乎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意识。[16]1835-1836年大英博物馆精选委员会对博物馆的全面考察和取证，让国家认知了博物馆运行中存在的众多问题，这标志着国家对博物馆由自由放任转为对其重视和加以规划。而这些转变的真正实现，离不开当时精英人物的推动。 二、 圆顶阅览室：管理理念的转变和实践 如何把大英博物馆建成无论是藏品数量还是质量都与英帝国相称的博物馆，如何向英国民众传递博物馆的馆藏文化，如何真正地使博物馆成为教育大众的机构，不仅仅是议会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精英人物关注的焦点。19世纪上半叶，许多有识之士对大英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理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管理员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和安东尼·帕尼兹。 1836年2月15日，精选委员会的委员本杰明·豪伊斯爵士将爱德华兹对大英博物馆调查和建议的小册子《证词记录评论》呈递给精选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爱德华兹在小册子中，对大英博物馆四个管理部门的主要特征和状况进行了评论，指出博物馆管理和收藏方面的不足，提出了发展公共图书馆的理念。爱德华兹的注意点集中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上，他对图书馆的进入、书籍的提供、目录的现状、管理部门等四个方面逐一进行了评论，从而对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管理提出了改革建议。[17] 爱德华兹的评论，是英国人对大英博物馆的进入制度由来已久的不满的一个爆发。19世纪初期，博物馆的开放时间限定得很严格，以至于很多人被博物馆拒之门外。爱德华兹认为现有的开放时间不够便利，限制太多，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应该由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改为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并提议开放一个夜间阅览室，这样大英博物馆就能对更多的英国民众开放，方便大众。[18]此外，图书馆收藏之不完善同样受到批评。1836年2月11日，爱德华兹在大英博物馆第二次精选委员会的48位证人面前，指出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缺乏以下四个方面的收藏：第一，德国图书，特别是21位德国作家（包括歌德、康德、费希特、尼采、海涅等）的作品；第二，法国文学作品；第三，欧洲大陆出版的历史书籍；第四，关于建筑的书籍。[19]在他看来，博物馆应增加外国文学作品并对英国所有作家的作品进行收藏，另外还应该增加目录，因为分类目录远比附录有用。对于大英博物馆其他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的不足，爱德华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国家的机构——大英博物馆，与它伟大的人民不相称。”[20] 爱德华兹认识到，欧洲各国的公共图书馆在保存和扩充上的资金支出与国家的教育环境相关。当时，向公众开放、藏书达一万册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在欧洲有383座，[21]而200万伦敦仅有4座公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是其中之一。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书目的质量，它们都算不上最好的图书馆，与欧洲大陆国家有一定的差距，这意味着英国没有一座一流的公共图书馆。这就是爱德华兹与爱德华·爱华特（Edward Ewart,1798-1869）、约瑟夫·布拉泽通（Joseph Brotherton, 1783-1857）等人在1848年联合发起“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原因。爱德华兹希望公共图书馆能向大多数民众开放，获得民众支持，并至少有一万册以上的图书；英国应该建立一个巨大的国家图书馆，并应该建立一些具有不同特点、服务目标各异的图书馆；除此之外，地方上的图书馆也要有适当的规模，能让民众更为自由和便捷地使用，并且要具有教育功能。[22] 在爱德华兹的推动下，1845年《博物馆法案》（Museums Act）颁布，1850年议会又通过《公共图书馆法案》（（Public Libraries Acts），确立了在英国国内和殖民地建立大量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原则，这标志着国家对博物馆的建设更为重视。 经过爱德华兹承上启下的努力之后，大英博物馆发展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安东尼·帕尼兹进一步完善博物馆管理的理念：将大英博物馆发展成为与英帝国相称的博物馆，提升公众对博物馆整体性的认识。 早在1835-36年的精选委员会上，帕尼兹就向委员会表明了关于大英博物馆的全新管理理念。1835年委员会问帕尼兹一个问题：最普通的人和最受尊敬的人能否得到相同的服务。他回答：“是的。前不久有个穷困妇女到博物馆，她想要一张关于圈地问题的报纸。当她来找我的时候，巴伯先生（Mr. Baber）刚好在，她开始询问关于圈地的问题，那是什么东西，它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不仅给了她想要的报纸，还给了她很多关于如何做才能维护她的正当权利的指示。而如果她是个贵族，（巴伯先生）唯一会做的就是鞠躬欢迎她来到阅览室，给她报纸，然后让她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23]帕尼兹进一步指出，大英博物馆应为公众服务：“我希望一个穷学生能和这个国家中最富有的人一样，享有同样的路径去满足他学习上的好奇心，追求真理，参阅同样的权威著作，探索最为错综复杂的调查。因此，我主张政府必须给他最自由、最没有限制的帮助”。[24] 1837年，帕尼兹成为大英博物馆图书管理员，在他任内，加强了对图书馆薄弱之处的管理，即向议会争取更多的图书馆资金，完成了圆形阅览室的方案；通过个人交情获得托马斯·格伦威尔的大量私人捐赠；并引导公众把博物馆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25] 1845年1月1日，帕尼兹提交调查国家图书馆[26]（National Library）不足和改善方法的《报告》。《报告》内容包含大英博物馆的梗概、安排以及它未来充实、运作和价值的建议，指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藏书应该增加到值得称为国家图书馆的数量。[27]1月4日，帕尼兹将报告呈递给图书馆的各个管理员。11月29日，图书部门小组委员会召开，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出席了会议，小组讨论后认为解决办法是向财政部申请未来10年中每年1万英镑的资金支持，补足帕尼兹所述的图书馆存在的缺陷，并应对紧急状况。12月16日，托管委员会致信财政部：“大英博物馆的托管委员会真心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认真考虑……在所有的领域（文学、政治和经济等）购置更多的图书，为此应制定一个更加完善的费用计划”。[28]托管委员会给财政部的信，他们的回复以及帕尼兹的报告均被财政大臣呈交给下院。1846年3月27日，下院签署了命令，初步批准拨款1万英镑给图书部门。从1846年起，书籍部的藏书稳步增长，其增长率是任何其他国家中都没有先例可循的。[29] 藏书数量的增长、读者的增多和对空间需求的增加，使新的阅览室建设也变得尤为迫切。同样是在帕尼兹的坚持和努力下，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得以建成。1850年，帕尼兹向博物馆的托管委员会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阅览室的计划，托管委员会以不能承担费用对其予以否决。其实早在1837年，托马斯·怀特（Thomas Watt）就曾建议改建图书馆的阅览室，结果未能获得政府的批准和财政支持。当时怀特就断言，“不管是谁提出的建议，只有帕尼兹能将之实现”。[30]事实的确如此，帕尼兹并没有放弃计划。1852年4月18日，帕尼兹将阅览室的草图画好，并呈递给托管委员会。新建阅览室的计划最终获得托管委员会的通过和议会的资金支持，并于1854年5月开建。1857年4月，耗资15万英镑的圆形阅览室最终落成。这期间，《建设者》（Builder，1855年3月24日）、《泰晤士画报》（Picture Times，1855年10月20日）和《泰晤士报》（Times，1857年4月21日）等伦敦的报纸，都对圆形阅览室进行了一系列报道。[31]新阅览室的圆屋顶直径达140英尺，高106英尺，部分光线从直径40英尺的天窗洒落下来，其余光线从20个圆型窗户洒落。整个建筑的空间达125万立方英尺，如此巨大的阅览室使得当时有人认为那简直是建筑学上的奇迹，[32]因而它也因此成为大英博物馆标志性建筑之一。 不过，圆形阅览室的藏书量远比建筑本身值得自豪。在圆形阅览室里，有多个8英尺高、总长3英里的书架，而整个图书部门书架长度则达46英里。每个读者能自由取阅的书大约有2万册，楼上的另两个陈列室里还有大约7千册书，而整个图书馆的藏书达250万册。[33]这当中还不包括大英博物馆不作具体统计的报纸收藏以及各类小册子、小出版物，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总共约500万册，[34]这里面包括相当数量的稀有图书。此时，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堪称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其世界性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管理者对大英博物馆建设的看法传递出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内涵：如何把大英博物馆建成与大英帝国国际地位和工业霸权相称的博物馆，如何向英国的民众传递博物馆收藏的文化，如何真正地体现出博物馆是公共空间，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参观并使用博物馆，使博物馆不再仅仅属于学者和艺术家，而是属于普通大众。 三、参观自由：大众文化空间的形成 大英博物馆的宗旨是服务大众，成立之初就免费对英国公众开放。但在19世纪以前，由于管理本身的局限和为藏品安全着想，博物馆对访问人数严格限制，每个小时只能有十个人进入参观，每个人在参观的过程中还要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相陪，以避免藏品被盗和损坏。参观者在进入博物馆时首先经过门房，门房守门人手上有令人敬畏的登记簿，参观者先在登记簿上写上姓名、社会地位和住址，管理员将申请人信息再登录到事先准备好的另一个登记簿上，呈递给图书管理员或其他负责人，由他们决定申请是否可以批准，如果批准就签署一张允许进入的门票。登记的数据显示，参观者想去参观蒙塔古馆的珍宝，须要登记两次才能确认进入资格，然后第三次前往时才有可能参观。由于博物馆开放时间短，每小时最多只能允许10个人进入，所以参观者往往要等几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第三次前往的时候也很遗憾未能如愿参观。对于这种状况，当时的人戏谑说：“参观者进入大英博物馆参观的可能性，比撒旦越过圣彼得的看守进入天堂的可能性还要小”。[35] 除了参观人数限制，参观的时间限定得也很苛刻。开馆之初，管理员制定了一个有关参观规则的小册子，极其精确地规定什么时候可以对外开放、什么时候不开放。不开放的日子有很多，如每周的周六和周日，圣诞节及之后的一周，复活节之后一周，生灵降临节之后一周，耶稣受难日，以及所有诸如感恩节和斋戒日等法定的特殊日期。此外，每天开放时间规定得也很复杂：每年9月至次年4月，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下午3点开门；5月至8月，周二至周四与前面相同，周一和周五只在下午4点到8点开放。[36] 严格的参观资格申请和参观时间、人数的限制，使绝大部分的英国民众被排除在参观者之外。1776年，4月份申请门票的人要到8月份才能得到批准。[37]农村来的参观者，因为在伦敦停留时间短暂而自己申请不到票，只能向票贩子购买，以至于倒卖博物馆门票的票贩子们因此而大赚了一笔。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大英博物馆的管理理念发生转变，参观制度也在逐渐变革之中。1799年至1827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首要管理员的约瑟夫·普兰塔(Joseph Planta)最早开始放宽对允许进入及学习的限制，严厉的规章管理制度初步得到改革。1808年，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变更的准入卡制度被废止，进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英国民众与日俱增。1835年，伊利斯（Ellis）任主管期间，公众被允许周一、三、五进入博物馆参观，周二和周四则属于“艺术家们”。[38]帕尼兹出任大英博物馆的主管之后，进一步开始践行自己的管理理念，将大英博物馆建成真正为大众所用、传播国家文化的博物馆，这在图书部门的阅览室使用上表现最为突出。 1759年，狭小的蒙塔古大厦地下阅览室，只有一个简单的、盖着粗呢布的桌子和20把椅子。1761年，多德斯雷（Dodsley）出版了一本非官方的指南《大英博物馆的一般收藏》（General Contents of the British Museum），这多少表明阅览室当时几乎没有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多数人不知道阅览室提供阅读稀有书籍机会的好处。[39]作家伊萨克·迪斯累利（Isaac Disraeli）回忆其父母的经历时讲，“当我父亲上世纪末（18世纪末）频繁出入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之时，他的同伴从未超过6个。”[40]这6个人中还包括管理员，因此管理员们认为一张桌子加20张椅子就足够了。19世纪初期，读者平均数目也大致如此。1817年，由于读者数目不断增加，又在蒙塔古大厦楼上和旁边分别开了两个房间作为阅览室用；1822年，不得不再次增加阅览室以满足越来越多的读者需求。有统计显示，1816-1820年的五年间，进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门票从一年300张增加到500张。[41]1827年，大英博物馆的阅读者有750人。[42]此外，最初每年入馆素描古董的艺术家不超过20个，1824年进入学习的艺术家则达到近300个。[43]这些数据，反映出大英博物馆更加自由的访问政策。 随着阅览室的读者不断增加，对图书馆空间需求的进一步增长。1837年，托马斯·怀特建议改建图书馆的阅览室。虽然未能成功，但是第二年增开了新的阅览室。1838年12月《便士杂志》（Penny Magazine）这样描述新阅览室的情形：巨大的房间摆放着两排又长又宽、盖着粗呢布的桌子，共14张，每张桌子都配有8张皮椅，提供120个人的座位。但这还远远不够，读者下午1点以后过来往往就没有位置了。[44]至1857年，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正式建成，给读者提供的500个座位、宽敞明亮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图书陈列，才使得博物馆的大众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大英博物馆受众的队伍也在无形中扩大。最初的阅览室绝不是大众机构，它的空间有限，是一个由学者管理同时又服务于学者的地方。[45]有记载的阅览室中的学习者，都是当时或之后的成名人物，如18世纪60年代的思想家休谟（Hume）、罗素（Rousseau），历史学家麦考莱夫人（Mrs. Macaulay）、亚历山大·托马森（Alexander Thomason）等；70年代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收藏家弗朗西斯·哈格雷夫（Francis Hargrave）以及音乐家查尔斯·伯尼博士（Dr. Charles Burney）等；80年代的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他是最早看到利用公共资金提升国家图书馆作用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宗教改革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历史学家萨隆·腾勒（Sharon Turner）、作家伊萨克·迪斯累利（Isaac Disraeli）、德国理性主义者保鲁斯（H. E. G. Paulus）和慈善家格伦威尔·夏普（Granville Sharp）；90年代的理查德·宝威利（Richard Polwhele）、约翰·尼克尔斯（John Nichols）、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莱维斯（Duc de Levis）等。[46]可以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最初使用者完全局限于精英阶层，直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大英博物馆功能的转换，参观者和读者层次才变得日趋多元。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早期大英博物馆阅览增加的读者多是学生，而当时博物馆在年龄和性别的限制上依旧很多。大英博物馆开馆之初，儿童绝对禁止进入大英博物馆参观。[47]1837年，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年龄限制是18岁，但并不是严格遵守，很多十六七岁的学生被允许进入；而允许更年轻的学生进入作为对他们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的主张，也逐渐被人们所提倡。[48]另外，最初女性很少进入博物馆，正如巴姆普斯先生（Mr. Bumpus）在其作品《圣保罗教堂的风琴演奏者和作曲家们》（Organists and Composers of St. Paul’s Gathedral）中所说，19世纪早期“女性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学习于礼不合”。[49]虽则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在图书馆学习，如最早进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女性玛丽·卡尔（Lady Maria Carr）和安·芒颂女士（Lady Ann Monson）。1763年，历史学家麦考莱夫人成为当时唯一的常规女读者。除此之外，便再没有别的女性进入博物馆学习了。[50]而到1820年，上述限制都在逐渐取消，更多数量的、不同身份的女性被允许进入图书馆学习。1835年帕尼兹在接受调查时，曾例举一个穷困妇女在博物馆得到热心接待，并声称任何身份的人都享有同等的、在阅览室学习的权利，这说明大英博物馆的受众在日益的扩大。 限制的取消、访问政策的自由、人数的增加、对象的多元化，表明博物馆的受众慢慢由精英向大众转变。管理员要对前来参观的贵族和乞丐同等对待，博物馆真正成为一个文化、教育空间。博物馆的图书馆为英国民众提供了丰富的藏书和手稿供人研究和日常学习；博物馆的艺术藏品供英国民众陶冶情操；博物馆的自然科学藏品告诉人们科学的进步；而博物馆的外来文明馆藏更告诉英国民众英国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英国民众在博物馆中直观地感受到了帝国的文化。 结 语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研究理论——空间理论成为研究的主题。法国学者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系统地阐述了空间的社会性和空间得以产生的政治经济因素[51]。在他看来，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各利益群体制约和权衡，追逐利益的产物。[52]他放弃传统上对空间的解释，即或将空间作为一个静止的、实践的物质空间，或忽略空间本身而过分强调空间精神上的象征意义的理解方式，而将空间放在社会关系中理解，从而引申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一“三元组合概念”。[53]美国人索杰在勒菲弗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将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这两种空间，呈现出 极大的开放性，产生一个新的空间思考模式。[54] 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一种空间，它是国家公共资源的展示，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反映。国家通过博物馆向英国民众传达着国家精神和文化，英国民众通过对博物馆的慷慨捐赠、对博物馆馆藏的评论和对改善博物馆管理的诉求，传递出他们对大英博物馆所蕴含的民族自豪精神、英国现代性和帝国文化的肯定和认同。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的建构以及功能的转换，见证了一个大众文化空间的诞生。 此外，特别要指出的是，大英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历程，对于旨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当今中国来说，具有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而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类似于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文化空间，必然包含着国家的意图，也必然蕴含着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取向，而它在受众中的影响，又是文化力量得以深入的体现，同时还会反过来重塑和加强民族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实践形式。第一个工业民族英国在诸如大英博物馆等文化载体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帝国的形成、发展及其在20世纪的崩溃”（11ASS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又称“公共空间”，是当代社会哲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公共领域”理论有三个构成要素：公众、“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及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 。其运作模式是：有共同利益的个人自发组成（公众），通过评论、新闻报道、杂志、集会、游行、演讲等方式，或者在某场所，如酒吧、咖啡馆、街头等对国家的权力或者某种事物进行批判或者评价。因此，公共空间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有形空间的直观感受，更是隐藏在有形空间之内的无形空间文化。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型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1929, p.44. [3]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Boston：L. C. Page & Company, 1911, p.77. [4]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78. [5]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London: Remington & Co.，1880, p.113. [6]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Vol. I, p.113. [7]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86. [8] [英]保罗·G.巴恩主编，郭小凌、王晓秦译：《剑桥插图考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9]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p.92-93. [10]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88. [11] 大英博物馆还向议会请求资助莱亚德4000英镑费用，虽然未获批准，但在19世纪以私人为主的考古活动中是很罕见的。 [12] 参见[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安志敏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3页。 [13]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p.146. [14]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p.147. [15]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London: Scott, Greenwood and Co., 1902, p.27. [16]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1880, p.147. [17]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p.30. [18]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p.43. [19]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p.41. [20]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p.107. [21]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p.58. [22] Thomas Greenwood, Edward Edwards: the Chief Pioneer of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p.61. [23]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96. [24]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109. [25]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p.150. [26] 大英博物馆成立之初，其藏品为私人捐赠的勋章、动植物标本、奇珍异宝，手稿和图书，当时因为博物馆刚刚建立，前三种藏品远没有手稿和图书受重视。博物馆也因此分为三个部门：手稿部，勋章、自然和人工制品部，书籍部，博物馆同时也是图书馆，两者的功能并没有明确区分。前文已经提及到，19世纪中期，随着藏品的增加，勋章、自然和人工制品部转化为东方古物部、希腊罗马古物、钱币与勋章、英国与中世纪古物和民族学等部门，日益成为大英博物馆的主体部分；而随着书籍的增加，书籍部也发展为国家图书馆。 [27]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pp.172-173. [28]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p.173. [29] Louis Fagan, The Life of Sir Anthony Panizzi, K. C. B., Late 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Senator of Italy, &c., &c. Vol. I, p.175. [30]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69. [31]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103. [32]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122. [33]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128. [34]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129. [35]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59. [36]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58. [37]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62. [38]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62. [39]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p.33-34. [40]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66. [41]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65. [42]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68. [43]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104. [44]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77. [45]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11. [46] See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p.37-57. [47] Henry C. Shelley, The British Museum: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p.61. [48]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p.79-80. [49]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69. [50] G. F. Barwick,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p.34. [51] 参见[法]亨利·勒菲弗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2] 林晓珊：《空间生产的逻辑》，《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3期，第92页。 [53] 牟娟：《解析列斐伏尔空间理论》，《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1期，第166-167页。 [54][美]索杰（E. W. Soja）著，陆扬等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译序，第9-1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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