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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夏威夷传统社会变革(4)

 
    三 政治更新:国家的建构和主权意识的萌生 
    1796年,卡梅哈梅哈一世开始在夏威夷逐步推行政治革新,这一举措与他在宗教、经济和文化上的措施一起,被称为“卡梅哈梅哈的文艺复兴”(51)。因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特殊性,我们很难对卡梅哈梅哈时代的夏威夷王国社会形态做出准确的界定。如果从国家制度结构的角度来衡量,因为土地分封制的存在,加之他所实行的相关政治措施的封建性特征,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应属于封建专制(52)。此时期,以“虚主制”为基础,卡梅哈梅哈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
    在夏威夷传统上,统治权与土地制度密不可分。土地名义上属国王(首席酋长)所有,国王留下最好的地块后,剩余部分分给效忠于自己的大酋长,后者承担向国王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并对所分得地区实施管理。大酋长会再将所得土地继续分给更低一级的酋长,如此直至最低级头领。普通岛民不能拥有土地。但这种分封并非永久性的,某人的土地可能会被高一级的酋长剥夺;在酋长死后,其土地也会被国王收回;当遇到王位更迭,还会对土地进行再分配(53)。在卡拉尼奥普(54)之前,大酋长们通常在祖居地就近获封地,并被赋予封地的统治权。所以,酋长和土地密切结合在一起,并可能形成数代延续的家族产业。在此情况下,国王对大酋长的统治很不牢靠,叛乱会时常发生。因此,在卡拉尼奥普治下及之前,“为避免他们有能力反对政府,最大的地块常常不会分封给最高的酋长们”(55)。卡梅哈梅哈的土地分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采取将土地划割成条块分封给不同酋长的办法。由于征服活动是分阶段完成的,他对各地土地的占有也逐步推进,在每次获得土地后,他就会在追随他的大酋长中进行分封。由此每位受封大酋长的土地都不是大块集中,而是星罗棋布地散处群岛各地。酋长们不再被赋予封地的绝对统治权,地方行政事务管理权被切割出来,由国王直接任命的总督负责。并且,因为战争期间的需要,卡梅哈梅哈还让除考爱岛外的大酋长们追随他居住在威基基,一旦国王要出行,他们就要随驾。该做法打破了旧有的“酋长们占有成大片的地块,并与其成千上万的家臣和勇士共居其上”的地区酋长制(56),有效地削弱了大酋长与封地的联系。这就是“虚主制”。“虚主制”的建立,有效地强化了君权,大酋长们最大程度地跟封地分离,被紧紧束缚在国王身边,“国王驻跸处,即是政府”,形成一个常态化的“朝廷”,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地方酋长聚众作乱的危险(57)。
    在中央政府的组成上,卡梅哈梅哈一改传统,听从其白人顾问约翰·扬的建议,部分仿照英国政治模式进行设置。国王是最高首脑,拥有至高统治权,其下分设首相和议事会。首相由国王最信任的大酋长卡拉尼莫库担任,掌“生死、责罚和开释”之权,从职责上看更像是大司法官,同时担任司库和国王的首席顾问(58)。议事会名为“库希纳—努伊”,类似长老院,但并非实体建制,由科纳区的5名大酋长组成,有时会召集其他一些大酋长参与议事(59)。议事会的设立,以替代性方式削弱了“阿利伊”的政治影响力。议事会主要负责战时行政事务和民众福祉,早年权力很大,可对国王行使否决权,在所有重大事情上,未经其同意,国王不能擅自行动。到了卡梅哈梅哈统治后期,君权的绝对化导致议事会地位衰落,变成咨议机构。此外,卡梅哈梅哈还很善于“利用外国人为其服务,一些人还成为他亲密而信任的顾问。但即使功高至伟,他们也须甘居下位,不可震主”(60)。卡梅哈梅哈身边最重要的两个白人是约翰·扬和伊萨克·戴维斯(61),他们在1790年被卡梅哈梅哈俘虏并归服,先后受封高级酋长,成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为卡梅哈梅哈的征服战争和王国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62)。约翰·扬更是对夏威夷近代社会变革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63)。
    卡梅哈梅哈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君权方面最大的创制,是在地方上实行了总督制。1795年起,卡梅哈梅哈效仿英国,将除考爱岛和尼豪岛之外的整个王国分成4个大区,由他直接向各大区选派总督,以此加强中央集权。总督一般由国王从酋长或外国人中选派,以行政能力和对国王的忠诚程度作为选拔标准,直接对国王和首相负责,主要职责为替国王征税(64)。约翰·扬曾在1802-1812年间任大岛总督。总督同时兼掌地方司法等大权,权力甚至可以“大到就如同其所替代的当地原王国国王的权力”(65)。因此,为避免某人因长时间担任一地总督而培植起足以谋反的力量,国王会频繁进行总督人事调动,有时甚至会任命平民。1796年年底,他就任命过一个叫库伊赫拉尼的平民担任了瓦胡总督。总督之下还有次等属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征税官,通常由国王和总督直接管辖,负责为国王征收实物税(66)。
    卡梅哈梅哈还借鉴外国,制定和改进王国法律,通行全国,并身体力行。夏威夷传统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宗教禁忌就在事实上起到了法律的约束作用。卡梅哈梅哈制定禁忌,禁止谋杀、偷盗、滥征、抢劫、勒索、挥霍和祈人死亡,对酋长和平民一视同仁。因为没有文字,国王就派出人马,驰告王国各地。在卡梅哈梅哈颁行的所有禁忌法律中,最著名的是“卡纳瓦伊碎桨法”。这是一个扶弱法,主要内容是减轻刑罚,并保护那些无辜者和弱者免遭权势阶层的肆意侵害:“让长者、女人和孩童,得安卧于通衢而无虞。”(67)此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夏威夷州宪法中依然保留下了这一条款(68)。对夏威夷民众来说,卡梅哈梅哈一世是一位严厉、睿智同时又平易、和蔼的统治者。他政治清明,重视人民福祉,对其治下的人民,不论地位高低,一视同仁。在他治下,轻徭薄赋,未征过人头税和财产税,亦从未圈地或随意劫夺私人的财产,山地和大海向全体平民开放。对待战俘,他也能宽厚仁慈,不羞辱和虐待,更不会将他们捆绑如野兽一般游街示众。因此,在夏威夷平民眼里,“他是一个耕者和渔夫,是无父者的树皮布打棒”(69)。直到19世纪中期,夏威夷乡间还流传着一句民谚:“卡梅哈梅哈的统治是问询式统治。”(7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其统治末期,卡梅哈梅哈主动废弃了残酷的人牲制度。当他弥留之际,重臣和祭司提议按照传统向库神献祭一名人牲,以求得神的垂护并换取国王康复,遭到卡梅哈梅哈的断然拒绝(71)。从此,人牲献祭就从夏威夷人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卡梅哈梅哈一世当政时期,夏威夷与外部世界开始了密切接触,贸易商的频繁往来、官方造访的出现和异族人员的迁入,使得本地统治者不得不去调整传统的世界观念,重新思考夏威夷的国家定位。由此,传统的泛波利尼西亚社会观念遭到破坏,一种全新的时空概念上的“国家意识”得以萌生。库克之死使夏威夷人消除了“豪佬是神”(72)的错误认知,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白人纷至沓来,接触机会的增多终于让本地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豪佬们”被请下神坛,还原成身份平等的外邦人。统治者渐渐认识到,在海洋彼岸很遥远的地方,同时空存在着英国、法国、中国等很多“国家”,在各异的君主治下,有着与自己不同的外形、宗教、语言和风俗文化。更重要的是,它们还都拥有强大的力量。由人推己,卡梅哈梅哈适应并调整着对自己王国的认识。如果说仿照英国的模式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是其在内在认知和制度建构上开始向新的国家意识觉醒靠拢的话,外部行为机制层面上政府间外交的出现,则直接促进了主权意识的初步萌生。
    18世纪90年代以后,在殖民的大背景之下,不仅外国的远洋贸易船日益频繁地来往夏威夷,欧洲国家对夏威夷的官方和半官方造访也与日俱增。不管自己是否愿意,夏威夷统治者都不得不去直接应对、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很多拜访者都明显感觉到,卡梅哈梅哈有着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能被认可的组成部分和直接参与者的强烈渴望。而与此同时,卡梅哈梅哈又对王国的土地和主权表现出了强烈的敏感,对充满敌意甚至意图侵略的外国人毫不畏惧,强硬面对,坚决维护王国的独立和尊严。也正因为这样,他被欧洲人称作“一个狡猾而出色的外交家”。他在一些涉外事务上的理性处置,不仅有效地保证了贫弱的夏威夷王国的长久独立,还最大程度上借力加强了自我实力,为其能更有效地统治王国助力。
    卡梅哈梅哈当政期间,曾试图与英国结成“防卫性同盟”,以维护夏威夷的安全和独立。1793-1794年温哥华造访期间,据说与卡梅哈梅哈一世签署了将夏威夷大岛之全部让渡给大不列颠的“协定”(73)。1810年,卡梅哈梅哈一世又三次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得到英王的帮助:“盼能得到不列颠国赐送印章一枚,及武器若干,以使我船只及来我海域之他国船免受侵扰,并可自此以后永无妨害之虞。”(74)对此,笔者认为,卡梅哈梅哈一世不可能产生向英国让渡领土的想法,这与他“想成为一个焕发勃勃生机的文明国家,并领袖于南太平洋诸岛”(75)的雄心相悖,他应该就是向英国“请求得到帮助,是针对可能会发生的与他国的涉外纠纷而言的”(76),或者像他在1818年向俄国探险者瓦西里·格罗夫宁所说,“仅仅是对建立一个防卫同盟的确认”(77)。卡马考对此也有很清晰的判断:“防卫性同盟”结成的前提,是利益国的主权独立性,这恰恰和卡梅哈梅哈的一贯立场相吻合的。当然,卡梅哈梅哈寻求与英国建立防卫同盟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英国政府和议会对卡梅哈梅哈的1810年的请求反应冷淡,在外交部的正式回函中,除答应在其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外,没有更多实质性的东西。但它还是对19世纪20年代中期前夏威夷的独立和安宁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各国航海者、贸易商和海军军官都事实上认同英国与夏威夷之间存在保护国或联盟关系。1816年挫败俄国人阴谋挑拨考爱岛独立一事,则在更大程度上考验了卡梅哈梅哈的政治能力和外交才能,展现了他维护国家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坚定意志。1815年,俄美公司派乔治·A.舍费尔赴夏威夷,谋求为俄国人建立永久性贸易点(78)。1816年,舍费尔得到考爱王考穆阿利伊的支持,不仅为俄美公司谋得考爱岛檀香木贸易的垄断权和在岛上建工厂、开辟种植园的权利,并且将考爱置于沙皇保护之下。进而,俄美公司答应卖给考穆阿利伊一艘武装船,答应帮助考穆阿利伊夺取瓦胡岛,但索要该岛一半领土和4个港口作为给公司的报酬,并为此与考穆阿利伊签订了4个协定(79)。不仅如此,舍费尔还率人前往瓦胡岛,在火奴鲁鲁修建了一个货栈,并计划修建一个堡垒。在考穆阿利伊的支持下,舍费尔进而在瓦伊米阿建成一个堡垒,以加强防卫,并升起俄国国旗。俄国人的行动激怒了卡梅哈梅哈。一方面,他派人指令考穆阿利伊,让“俄国人立即离开群岛,其撤离行为须平稳进行,如若不然,将出动军队以武力制止之”(80)。1816年11月,俄国海军军官库泽布上尉来访,卡梅哈梅哈又与之严厉交涉舍费尔和俄美公司的侵略行为,并得到了库泽布“舍费尔所为实与沙皇政策相悖”的保证(81)。另一方面,卡梅哈梅哈巧妙利用美国商人对俄国人垄断考爱岛檀香木贸易做法的不满,联合美国商人与他一起向考穆阿利伊施压,要求后者驱赶俄国人。最终,舍费尔和俄国人被驱逐,考穆阿利伊也向卡梅哈梅哈请罪,事件得到解决。
    无论是向英国寻求帮助甚至建立防卫同盟,还是成功挫败俄国人阴谋挑拨考爱岛独立,分裂夏威夷,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卡梅哈梅哈一世国家和主权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对于一个正面临殖民扩张威胁的传统岛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