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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8世纪英国资本市场的兴起


    内容提要:在18世纪经济转型时期,英国政府国债的出现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资本需求的增加,由此促进了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的兴起。新兴的资本市场,为资本的流转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业的兴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兴起,不仅大大缓解了近代以来政府一直面临的财政压力,同时也突破了制约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工业发展的资本短缺瓶颈,由此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关 键 词:资本市场 英国 18世纪 工业资本
    作者简介:刘金源,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18世纪是英国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时期,在英国迈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资本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哈蒙德夫妇就曾指出:“15和16世纪的商业革命是18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准备阶段。只有当资本能用于为人民大众消费的商品的生产时,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制造业才有可能。并且,正是由于资本被用于这一目的,才赋予了工业革命势不可挡的性质。”①显然,哈蒙德夫妇强调资本是现代大规模工业生产得以实行的重要前提,而保尔·芒图也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近代大工业是18世纪的最后30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②布罗代尔同样也突出资本对于资本主义扩张所起的推动作用:“资本的历史大步跨过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它先于工业革命,贯穿其过程,并超越工业革命。当一次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把一切推向前进时,资本也在变化,不但资本总额增多,而且工业资本主义四处蔓延,逐渐确立其重要地位。”③关于资本对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但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这就意味着直到18世纪后半叶,资本才与工业化建立起有效的关联。而在整个18世纪中,资本不仅与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且还与英国的政府国债、乡村社会、公共工程等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联,由此而使新兴的资本市场呈现多元化特征。对于近代工业化时期的资本问题,国内学界的研究较为薄弱,虽然也有学者撰文探讨这一时期的工业资本、土地资本等,④但鲜有论著关注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形成。基于此,本文将对18世纪英国资本市场的兴起加以探讨,以深化学界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认识。
    一、资本的构成
    保尔·芒图指出:在18世纪,“资本或者是单纯积蓄的产物,或者是剥削土地以及直接与间接交换的产物。那时仅有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⑤芒图关于资本构成的论断是合理的,经济史学家波拉德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点。据波拉德的估算,1770年,英国固定资本总额为720万镑,其中农业资本为270万镑,交通运输业资本为130万镑,建筑业资本为230万镑,制造业、贸易等资本仅为90万镑;1790-1793年间,固定资本总额为1330万镑,其中农业资本为360万镑,交通运输业资本为240万镑,建筑业资本为510万镑,制造业、贸易等资本为220万镑;1815年,固定资本总额为2190万镑,其中农业资本为530万镑,交通运输业资本为390万镑,建筑业资本为850万镑,制造业、贸易等资本为420万镑。⑥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制造业、贸易等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在1770年约为12.5%,在1790-1793年约为16.5%,在1815年约为19.2%。在固定资本的基本构成中,制造业、贸易等所占比例最低。如果剔除其中的贸易资本,纯粹的工业资本所占比例将更小。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到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资本依然未能处于主导地位。从波拉德所提供的数据可看出,农业资本在18世纪后半叶占社会总资本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在18-19世纪,当时的学者认为,与土地相关的资本所占比例实际上要高得多。亨利·比克考察了18世纪末土地资本的情况,他指出,1798-1799年间,土地资本所占比例为55%,而据帕特里克·柯洪估算,1812年,英国土地资本所占比例约为54%。⑦当代学者菲利斯·迪恩对此表示认同,在她看来,17世纪末投入农业的资本所占比例为64%,到19世纪初这一比例虽有下降,但仍达到54%-55%左右。⑧不同学者的估算数据虽然有所差异,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即便工业革命开始后,土地或农业资本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也反映出18世纪英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土地社会。
    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大小,一般可用资本形成率(也称为投资率)来衡量,它指的是各类资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整个18世纪及其后一段时间,英国的资本形成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据学者们的估算,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英国资本形成率平均水平长期保持在不超过3%;在18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它开始逐步上升;到18世纪末以前,其平均水平保持在5%以上;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后,资本和收入都增加了;在19世纪30年代,即在铁路时代来临前夕,二者保持了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从那时起,资本形成对收入的比例开始上升,至19世纪50年代后期,上升到10%左右。⑨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以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为界限,此前的农业社会中,英国资本形成率大致为3%;而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形成率增长到5%;资本形成率的大规模攀升则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资本形成率的稳步上升,从侧面反映出英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工业革命后资本市场的多元化,无疑促进了资本形成率的增长。与资本形成率呈负相关效应的是资本收益率,在18世纪,随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投入市场的资本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了资本长期利率的下降趋势。1700年,各类资本的平均年利率为6%,到18世纪中叶下降到3.5%。1714-1832年间,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商业资本的年利率不得高于5%,但这并不适用于国债等固定利率的有价证券。整个18世纪,资本的年利率呈现逐步下降趋势,政府的调控使得资本年利率保持在5%以下,但18世纪末的战争时期有所回升。
    那么,在18世纪的英国,各类资本又集中在哪些人手中呢?总体来看,当时资本拥有者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世俗的或教会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分布在英国乡村,既包括各类大小土地贵族及乡绅,也包括少数公簿持有农及富裕佃农,这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人数众多的阶级,其经济实力由于世代积累的特权而不断巩固,在18世纪中叶前工业化时代,这一群体的“富裕程度超过商人和中产阶级中的其他人”;⑩第二类为商业及金融业寡头,他们依靠工商业及贸易而致富,主要居住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等地;第三类被统称为企业主,其范围较为广泛,既包括铁匠、马具制造匠、裁缝、磨坊主、酿酒商等这些普通小作坊主,也包括工业化时期新兴行业的工厂主或矿主等;第四类为城市中的各类专业人士,如教士、律师、医生等,他们有着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不过,作为资本的主要拥有者,以上四类群体在18世纪总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其收入的多寡也存在着较大差异。(11)但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这些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除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的基本开销外,还会出现程度不等的收入盈余,而这些盈余的收入往往投入各类市场,以实现资本的增值。
    二、资本市场的兴起
    在18世纪的英国,与资本构成的多样化相对应,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也逐步形成。资本市场的兴起,既为居民的盈余收入带来了额外收益,也为新兴经济部门的融资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从而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18世纪的英国资本市场,除工业部门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发行国债,为社会闲散资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投资渠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什么的货币具有生殖的力量,并把它转化为资本。”(12)这是对18世纪英国的真实写照。为缓解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英国政府开始以发行国债方式从民间筹集资本。据统计,1738年,政府从民间筹集资本为4600万镑,到1793年增加到24400万镑;反法战争爆发后,为支撑战争,1793-1815年间,政府通过征税及发行国债方式从民间获得资本约10亿镑,这可谓一个天文数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民间资本的支撑,政府财政可能陷入崩溃。从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来看,1689-1702年间,财政支出总额7200万镑,其中6300万镑来自税收,另有700万镑来自长期贷款,约占总开支的10%;1704-1713年间,财政支出总计为9360万镑,其中6420万镑来自税收,另有2940万镑来自借贷,约占总开支的31%,其中1704-1708年间政府以6.5%的低利率获得800万镑的长期贷款。(13)可见,国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呈现出上升趋势。在18世纪中叶后,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反法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债发行出现了高潮,大批的社会资本因此进入国债市场。1783年,英国国债达到空前的27300万镑,其中23800万镑属于长期投资性国债,由此减小了政府的还债压力。1793-1815年反法战争期间,政府开支急剧增长:1793年战争之初,财政支出为2100万镑,1796-1804年间年均开支达到5500万镑,1806-1809年间,年均开支为7500万镑,1815年战争结束时,财政开支为11500万镑,这也使得当年国债总额骤然攀升至90200万镑,其中需要偿付的短期国债竟达到8600万镑。(14)如此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及天文数字般的国债,并没有压垮英国政府,这是因为庞大的民间资本,通过制度化的运作,得以进入国债市场,从而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
    其次,18世纪英国乡村的圈地运动,也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有材料显示,1760年,英国投入农业的总资本高达60000万镑,占资本总量的74%。这表明,在前工业化时代,资本最主要的投资领域依然与土地相关。工业化开始后,新兴的工业部门开始吸收一部分资本,但未能改变农业或土地投资占主体的地位。在农业社会中,地产是富翁或有钱人进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资本投资的最有利场所。除内乱以外,土地是一种安全的投资,能获得较高的利益回报。18世纪中叶后,人口增长造成粮食需求的增长,地产投资的获益也迅速增长,这促使贵族地主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高潮。据估算,在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初叶,英国共有200万英亩土地被圈占,其中以18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1793-1815年这两个时段最为集中。(15)地主圈地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18世纪后半叶的圈地成本呈现逐步上升之势。据统计,18世纪60年代,圈地的单位成本为每英亩0.66镑,70年代为0.96镑,80年代为0.96镑,90年代为1.55镑,19世纪前十年涨到了2.27镑。(16)圈地成本的上升,是因为圈地运动涉及的投资是多方面的。例如,林肯郡的巴顿荒原被认为是“英格兰最大的圈地”。圈地法案于1793年通过实施,圈围总面积为6240英亩,其中敞田、耕地4500英亩;从投入来看。用于立法、什一税分配地圈围、公共及私有道路、河堤、码头、水闸、桥梁等的费用高达13180镑。(17)不过,尽管投入不菲,但圈地所获得的回报也很丰厚。北安普敦郡及亨廷顿的菲兹威廉在1790-1815年间圈占土地12块,一共投入了37658镑。而从回报上看,他在7块地产上的平均收益率达到了16%。另有材料表明,18世纪贵族用于圈地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20%。(18)正因为有着如此高额的利益回报,直到18世纪末期,投入土地和农业的资本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再次,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兴起修建运河及收费公路的热潮,很多运河及公路公司以发行股票方式来筹集资本,从而为社会资本提供了又一个投资渠道。进入18世纪中后叶,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速,对于交通运输业提出新的挑战。于是,在19世纪上半叶铁路运输业热潮兴起之前,开辟以运河为主的水路运输渠道以及改善以公路为主的陆路运输渠道成为必然。从18世纪中叶起,英国的运河建设经历两个高潮时期,18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个高潮期,运河建设的区域主要包括:将默西河与塞文河和特伦特河连接起来的运河,将默西河与埃伊河和考尔德河连接起来的运河。18世纪最后十年是运河建设的狂潮期,1789-1797年议会共授权建设55条运河,授权资本额(即运河发行股票的额度)总计约为788万镑。(19)总体来看,1755-1815年间,英国用于运河建设及河流改善方面的投资总额共约1700万镑。从投资运河收益率来看,18世纪末,各内陆航运公司的股票分红均远超国债收益率。例如,伯明翰诸运河的投资分红为17.5%,收益最低的利兹—利物浦运河,其投资分红也达到5.3%。(20)19世纪初,英国第一条运河,即布里奇沃特运河每年收益达到了10万镑。在公路建设方面,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开始推行收费公路委托修建制度。经过议会授权后,受委托者履行建筑、维护公路的义务以及就特定路段收取通行税的权利。正如投资运河一样,一旦人们发现投资收费公路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便进入各公路委托公司。1706年,议会授权第一条收费公路委托,但高潮的来临始于18世纪中叶。1748-1770年间,收费公路委托项目从150项增加到530项,到19世纪30年代铁路时代来临时,议会批准的收费公路委托项目达到1110多项,收费公路里程达到22000英里。(21)一般而言,议会授权的收费公路委托里程不超过30英里,授权的收费年限为21年。收费公路的受托者一般都是当地的地主、贵族和富农,他们希望藉此改善出行条件,便于农产品的流通;此外还有当地的企业主,他们希望藉此缓解商品流通中的运输困难。(22)据统计,截至1809年,全国用于投入收费公路的委托资本约为200万镑。(23)这些资金几乎都来自这些地方上的精英。收费公路委托制的推行,吸纳了大量社会资本,同时也促进了工业化时期的商品流通。
    三、工业资本的来源
    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而纺织、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兴起,也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投资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之前,与其他几个资本市场相比较,工业部门的资本规模相对较小,在社会资本总构成中仅占较小的比例。据统计,1760年左右,英国投入工业以及商业的资本为6000万镑,约占农业投资的十分之一,仅占资本总量的7%。(24)18世纪80年代后,新兴工业部分吸纳社会资本才逐渐增加。1783-1802年间,投入棉纺织业的固定资本为800万镑;1806年,投入钢铁业的固定资本为1100万镑。(25)与投入国债、农业及交通运输业的资本相比,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明显偏低。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业部门对资本的需求并不大”,工业资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增加的,它主要是靠自身的积累来实现的”。(26)
    从工业资本的构成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于厂房、机器等方面的长期资本或固定资本,二是用于原料、工资等方面的短期资本或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在总资本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小,流动资本则一直占据很大比例。有学者估算,在工业化早期,各工业部门中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平均比例为6∶1,但具体到各行业又有所不同。在钢铁、煤炭行业,固定资本占总资本比例高达一半以上,但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在18世纪毕竟只占少数。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在18世纪处于主流,这些行业中用于支付工资、原料的流动资本处于主导地位。以伦敦杜鲁门、汉伯里和巴克斯敦联合酿酒厂为例,1760年工厂总资产达13万镑,但其中固定资本只有3万英镑,所占比例不到1/4。(27)1762年,斯托克波特一家丝织厂总资产超过13800镑,其中固定资本约2800镑,所占比例约为20%。(28)在工业化时期,社会资本以长期贷款及短期贷款形式进入到各工业部门,为英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保障,正如波特兰·吉勒所说:英国工业在18世纪末的起飞,一方面有赖于其“有幸从富裕而愿意投资的公众那里获得长期资本,并从银行家那里得到相当慷慨的贷款条件”,另一方面“短期信贷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借到”,但在英国“肯定要容易得多”。(29)
    在18世纪的工业化兴起阶段,英国工业资本的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总体而言,工业部门的资本来源有以下三种方式:
    首先是企业主的自有资金,早期的企业大多为两三个人合办,每个人凑出一部分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或者是家庭遗产,或者是工资,或者是企业生产的利润,它们直接以投资形式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18世纪中叶罗瑟汉姆的塞缪尔·沃克兄弟创办的炼铁厂就是以利润化为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的成功案例。18世纪40年代,沃克兄弟投资500镑左右创办一家炼铁厂,创业之初,他们每周仅从企业支出10先令的薪水用于家庭生活开销。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后,1757年,企业资产达到7500镑,沃克兄弟也仅从中拿出140镑作为分红,而绝大部分利润作为回流资本投入到生产之中。1774年,企业资产为62500镑;1782年为128000镑,到1812年达到299015镑。(30)沃克兄弟企业的成长遵从了这样的规律,即企业主或合伙人自己投资,互相约定支取很低的薪水,限制家庭开销,而将利润作为储备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该企业分红来看,1762年,该企业总资产为13500镑,企业分红仅为210镑;1763年,企业总资产为15200镑,企业分红为350镑;1764年,企业总资产为17000镑,企业分红仍然为350镑。(31)从这组数据可知,企业的分红比例不超过2%。工业化时期,相当一部分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历史学家艾什顿由此概括道:“工业资本成为其自身的主要来源”。(32)此外,工业化之初,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自己投资办厂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土地资本由此而与工业资本结合在一起。例如,苏塞克斯维尔德的炼铁工业早就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们结合在一起,当18世纪炼铁和煤炭工业向米德兰、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南威尔士发展时,当地的地主们独资或合资经营这些企业,由此实现了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33)
    其次是从遍布各地的地方银行获得短期或长期贷款。工业化时期也是英国金融业的大发展时期,此间英国各地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几百家地方银行。1750年,伦敦城外的地方银行还寥寥无几,大概只有12家左右,随后则迅速增长,1784年为120家,1797年为290家,1800年为370家,1810年至少有650家。(34)地方银行在促进资本流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出重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地方银行成为各地的资金集散中心,各行各业的人将其闲散资本存入地方银行以获取利息,而银行家又把这些资本以短期贷款形式提供给急需资金的企业主。银行家在从中获取利润差额的同时,也解决了工业化之初企业家的融资问题。银行贷款一般分为两种:一是长期贷款,这在工业资本中所占比例不高,而且银行往往只愿意向那些实力雄厚、前景看好的企业发放长期贷款。例如,1774年,阿克莱特及其合伙人对于其工厂的投资为12000镑,1784年对于工厂的投资达到30000镑。(35)这些投资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的长期贷款。又如,在18世纪末,本杰明·哥特制造厂在筹建过程中,除了自身的2万镑资本外,又向亲朋借款17.4万镑,同时向银行贷款17.2万镑;到1796年,该企业仍欠私人贷款14.6万镑,欠银行贷款12万镑。(36)二是短期贷款,一般为三至六个月,比较而言,短期贷款风险较小,其主要用途是:在产品处于加工阶段时用于原料购买、工资发放等。例如,1792年,诺丁汉郡史密斯银行就向当地十家纺织厂及编织厂贷款,少则100多镑,多则接近一万镑,贷款总计达29921镑。(37)在促进资本在不同区域间流转方面,地方银行发挥出重要作用。例如,在东盎格利亚及西部农村地区,每年的秋冬季节,这里的地主和农民手上富余的钱很多,储蓄额较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英格兰中部的几个郡、兰开夏以及约克郡西区等工业区,这里的企业家在年底因支付工资或扩大再生产而急需用钱,他们愿意为贷款而支付利息。这样一来,地方银行通过自己的业务往来,把农业区的储蓄吸收过来,再通过伦敦的中间媒介,“以银行托收的形式把钱随时借给另一个需要钱的地区”。(38)经济史学家考特指出:“银行家们为18世纪的经济生活填平了许多鸿沟。他们缓和了正在发展工业的地区历来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银行家们也终于成为向工农业提供短期贷款的主要贷方。”(39)史学家艾什顿也认为:“银行业对于工业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汇集短期资本,并将其从资本需求很少的地区转移到急需资本的其他地区。”(40)
    最后是通过非正式的资本市场即民间借贷方式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这主要适用于那些无法自筹资金的企业,这些企业主往往“以其个人的诚信及能力向亲朋好友借款,或拉拢那些出借资金的人入伙,或以财产抵押方式借款”。(41)工业化时期,很多的企业就是依靠这种方式筹款。例如,亚拉伯罕·达比就曾借款给几个贵格派创办的炼铁厂,罗贝克曾向博尔顿借款,阿克莱特曾向斯特拉特借款,而后来欧德诺又向阿克莱特借款。依靠同行及朋友借款来解决企业资金问题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1781年,教友派的贝万和帕斯金斯以135000英镑的价格买下教友派教徒特雷尔的酿酒厂。为了筹集这笔巨款,他们从侄儿开办的银行里借了5万镑,向其他教友派亲戚借来2万镑,再从朋友和其他人那里借到4万镑。亲朋好友愿意借款的原因,可以从其中一位提供了6000镑的出借人的信中看出来。这位出借人写道:“我宁愿把这笔钱借给你们而不去购买国债股票……这是因为你们会给我更高的利息,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42)除了企业主之间的互相借款外,部分企业还向商人借款。如南威尔士炼铁业发展初期,就有伦敦、布里斯托尔以及格拉斯哥等地的商业资本涌入。企业主为获得借款,往往以企业主的财产或企业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如欧德诺为了扩建工厂,就以自己的地产作为抵押,从阿克莱特那里贷款12000镑,年利率为5%。(43)这种民间的非正式的资本市场,使得企业主能更加便捷地获取资本,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流通与工业的发展。
    综合而言,在18世纪经济转型时期,英国政府国债的出现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资本需求的增加,由此而促进了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的兴起。新兴的资本市场,为资本的流转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在促进资本流转过程中,新兴的银行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兴起,不仅大大缓解了近代以来政府一直面临的财政压力,同时也突破了制约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工业发展的资本短缺瓶颈,由此推动了英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J. L. Harnmond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 1937, pp. 22-23.
    ②[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6页。
    ③[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98页。
    ④国内学界对于近代英国资本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相关成果包括:舒小昀:《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资本的需求》,《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舒小昀:《英国工业革命前期的资本来源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郭爱民:《工业化时期英国资本与土地流转的市场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康宛竹:《试论英国产业革命初期资本流向的结构性失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上述论文主要探讨了工业资本、土地资本以及资本总体结构,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考察工业化早期英国资本市场的兴起。
    ⑤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96页。
    ⑥S. Pollard,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in Great Britain, c. 1770-1870,” in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Paris, 1968, p. 362.
    ⑦Phyllis Deane,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68.
    ⑧Phyllis Deane, “Capital Formation in Britain before the Railway Ag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9, no. 3(Apr. , 1961), p. 357.
    ⑨[英]彼得·马赛厄斯、M.M.波斯坦主编,徐强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10)Peter La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1978, p. 118.
    (11)Robin M. Reev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1, p. 37.
    (12)[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2页。
    (13)[意]卡洛·M. 奇波拉主编,贝昱、张菁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00-501页。
    (14)M. W. Thomas ed. , A Survey of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Black & Son Ltd. , 1957, pp. 318-319.
    (15)J. D. Chambers and G. E. Mingay, The Agriculture Revolution 1750-1880, London: B. T. Bastford Ltd, 1966, p. 77.
    (16)Charles H. Feinstein & Sidney Pollard, Studies in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1750-19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 19.
    (17)徐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资本投资与社会机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18)Robin M. Reev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p. 39.
    (19)J. C. Ward, The Finance of Canal Building i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73.
    (20)Derek H. Aldcroft & Michael J. Freeman, Transport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8.
    (21)M. W. Flin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78, p. 24.
    (22)Eric Pawso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9, p. 142.
    (23)Phyllis Deane, “Capital Formation in Britain before the Railway Ag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9, no. 3(Apr. , 1961), p. 363.
    (24)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s.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129.
    (25)Peter La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pp.117-118.
    (26)舒小昀:《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资本的需求》,《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
    (27)Trevo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London: Longman, 1987, p. 27.
    (28)Sidney Pollard, “Fixed Capita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3 (Sep. , 1964), p. 302.
    (29)[意]卡洛·M. 奇波拉主编,吴良健等译:《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8-209页。
    (30)T.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78.
    (31)B.W. Clapp,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ngland Since 1760,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76, pp. 137-138.
    (32)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78.
    (33)[英]W.H.B.考特著,方廷钰等译:《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页。
    (3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第703页。
    (35)M.W. Thomas eds. , A Survey of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p. 302.
    (36)Sidney Pollard, “Fixed Capita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4, no. 3 (Sep. ,1964), p. 305.
    (37)Stanley Chapman, The Early Factory Masters: The Transition to the Factory System in the Midlands Textile Industry,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Publishers Ltd, 1967, p. 141.
    (38)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第107页。
    (39)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第104页。
    (40)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p. 85.
    (41)M. W. Thomas ed. , A Survey of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p.303.
    (42)舒小昀:《英国工业革命前期的资本来源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43)George Unwin, Samuel Oldknow and the Arkwrigh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4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