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及其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15 《世界历史》 王晓德 参加讨论
一、反驳“美洲退化论”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尽管有的欧洲学者对“美洲退化论”的科学性提出质疑，②但他们的批评很快就淹没在学术界对这种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美国学者詹姆斯·赛瑟尔认为，“美洲退化论”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美洲的动物在种类上少于欧洲现存的动物，力量上与欧洲的动物不能相比，外观上也没有欧洲动物雄伟美观，总之比欧洲动物低劣。这种低劣性在美洲人种上也体现出来，美洲印第安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远远在欧洲人之下，甚至低劣于亚洲人和非洲人”。二是“从旧世界移植到新大陆的每样东西，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都会变得发育不良，失去活力。一旦欧洲人踏入美洲的土地，他们便在体质上、智力上和道德上开始衰落”。③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学者约翰·布利斯特德在其名著中总结了“美洲退化论”的实质，即“在美洲土壤和气候的种类和构成中，某些东西必然减弱了所有生活在其上的动物在体质上和智力上的能力，不管是人还是兽都是如此。布丰伯爵在其关于自然史的专论中首次提出了这一主张，一大批哲学家紧随其后，认为与欧洲动物相比，我们的所有动物都较小和较弱；我们的狗不会叫；我们的土著印第安人全身不长毛发；移居到这里的欧洲人在身体和智力上开始退化；他们的后代在体力活动和体力上，在智力敏捷和智力上存有缺陷”。④ 显而易见，“美洲退化论”存在着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美洲退化”命题虽不为布丰首创，但他显然是将之“理论化”的第一人。布丰在其撰写的《自然史》第三卷、第五卷和第七卷中系统地阐述了美洲四足动物和印第安人在生物特性上的退化，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是生物退化的主要原因。从理论上讲，既然在退化过程中气候与食物等发生作用，那么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都不可避免地发生退化。然而，布丰还是手下留情，对欧洲移民后裔网开一面，认为他们不仅不会发生退化，而且还要承担起改造新大陆自然环境的使命，使之从“不毛之地”变为“宜居之洲”。⑤布丰是个遐迩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他没有把“退化”的矛头指向欧洲移民的后裔，但其通过“科学”论证构架的这一理论播下了欧洲人对美洲抱有偏见的种子，给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者留下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1768年，德波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把欧洲移民后裔克里奥尔人包含在退化之列，以此证明“气候不利于人或动物的改进”。⑥1770年，雷纳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两年后在巴黎出版。雷纳尔完全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德波的极端观点进行发挥，退化对象扩展至北美洲的美利坚人。⑦至此，由布丰系统化的“美洲退化论”，经过德波和雷纳尔的阐发，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正如主张“美洲退化”的学者强调的那样，“美洲退化论”基于“最复杂的数字采集技术之上”，采用了“最严格的科学方法”，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⑧这一理论风行于欧洲人文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很多年，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这种被证明与事实不符的理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欧洲社会留存的“余音”久久难以消逝，至今我们依然可以从欧洲精英的美国观中看到这种论说遗留下的一道深深痕迹。 其实，“美洲退化论”并没有严谨的科学论证基础，但因出自上述几位研究美洲的权威之口，很快在欧洲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的欧洲人对美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是根据“美洲退化论”在脑海中虚拟出一幅美洲图景的。美洲印第安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们与远隔重洋的欧洲并无太多联系，自然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退化”之说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外界对他们如此“关注”。真正受害者大概就是与欧洲国家打交道比较多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美利坚人或独立之后的美国人，他们成为欧洲人负面美洲形象的直接牺牲品。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身为殖民地的代表，他经常到伦敦出席英国议会集会，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夕，富兰克林在欧洲已经名气大振，但他在英国议会同样遭到了那些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们的蔑视。据富兰克林写的一份报告称，在英国上议院集会期间，他“受到了大臣们的嫌恶，他们对美洲人的勇气、宗教和理解力有许多卑鄙的认识。按照他们的看法，我们被极为轻蔑地视为人类中的最低劣者，差不多是不同于英国英格兰人的种族”。⑨这种屈辱的经历让富有极强民族自豪感的富兰克林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当富兰克林向英国议会提交了北美殖民地的请愿书后，遭到了英国议会的断然否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议员们对美利坚人怀有“不屑一顾”的看法。据富兰克林讲，一位名叫克拉克的英国将军大言不惭地宣称，他“率领千名英国士兵，从美洲一端到另一端，可依靠武力或依靠一些诱惑阉割全部男性。显而易见，他把我们看作一点都不比野兽强的一类动物。英国议会也相信另一位愚蠢将军的杜撰，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位将军认为，美利坚人从来没有体验到勇敢的感觉。美利坚人被理解为某种野蛮的低等生物。英国议会认为，这种动物提交的请愿书不适合在如此明智的立法机构被接受和宣读”。⑩这些英国贵族对美利坚人的看法有着很复杂的因素，但“美洲退化论”显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对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尚且如此，对整体上的美利坚人更是极端蔑视了。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很多欧洲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或独立后的美国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受“美洲退化论”的影响，以为生活在美洲任何地方的人即使不是野蛮人，也是在文化上缺乏教养的人。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欧洲人后裔与文明相隔数千英里，体质上早就开始发生退化，与纯正的欧洲白人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据记载，英国雇佣的德国黑森地区士兵1776年到达纽约之后竟然惊讶地发现，“新大陆”怎么还有很多与欧洲人完全相同的白人。(11)由此可见，欧洲人对美洲或美国的了解完全停留在虚拟的想象层面。在美国精英们看来，“美洲退化论”给欧洲人提供的美洲或美国形象实在是太“荒诞无稽”了。欧洲当时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任由这种与事实不符的形象在欧洲广为传播，那对新兴美国的发展显然是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他们必然要对这种理论给予反驳，以还历史与现实的真相。 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他们的先辈不畏艰难险阻来到北美大陆，主要是为了躲避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迫害，寻求一块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自由之所。他们把这块土地称为全世界寻求自由者的“避难所”并不是梦呓之言，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北美大陆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于美利坚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得到了殖民地时期很多著名人士的阐述。18世纪上半期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宗教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宣称：“上帝让我们占有宜人的土地，为了让我们领有这片土地，他最终让其前居民离开，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它。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驱逐了我们前面的异教徒，把我们移民于这里安家落户，可以说把他的圣堂安放在我们中间。”(12)诸如约翰·温斯罗普和科顿·马瑟等人都表达了相同的思想。这种观念中包含着环境决定论的因素，亦就是这块大陆清新的自然环境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用18世纪后半期已归化美国的法国移民约翰·克雷弗克的话来说，在各种动机的驱使下，欧洲移民来到北美，“这里的一切存在都是为了他们的再生；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在这里，他们是脱胎换骨的人，在欧洲，他们就像众多无用的植物，急需培植的沃土和久旱之后的甘露，他们枯萎了，需求、饥饿与战争使他们一扫而光；而今，借助于移植的神奇力量，如同所有其他植物一样，他们扎下了自己的根，他们枝繁叶茂了”。(13)他们来到北美大陆除了逃避欧洲上空弥漫着迫害自由的“污浊”空气之外，还秉承上帝的旨意承担着将这个新国家建成受压迫者“避难所”的神圣使命，包含着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其他国家争取自由的深刻含义。因此，独立后的美国人无论做什么都具有这方面的倾向。 美国革命本来是一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但美国建国那一代人把这场革命与人类的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1777年5月1日，富兰克林致信塞缪尔·库珀，谈到美国革命爆发之后人们的普遍舆论是：“我们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我们在维护自己的自由时为他们的自由而战。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我确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精神和德行，最终将使之成功地圆满完成。”(14)华盛顿、杰斐逊、潘恩、约翰·亚当斯以及杰斐逊等革命领导人无不表达了这种看法。“美洲退化论”首先把美洲大陆的自然环境置于“恶劣”的状态之下，继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人能够在体质上和文化上获得提升的可能性，美国人当然也不例外。这种理论的广泛传播显然对美国人宣扬的“上帝选民”观构成挑战，如果其立论成立，美国对世界承担的特殊使命之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那么美国建立一个供世人效仿的自由国度便失去了理论上支撑的基础。从向世界展示这个新国家的特殊使命角度来讲，美国人反驳“美洲退化论”并非出乎预料之外。 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就开始有大批的欧洲移民来到这个土地尚未被开发的地区。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其他欧洲国家亦有很多人迁居到陆续建立的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他们之所以移居到北美大陆，除了那些富有“理想”的清教徒想寻求一块逃避英国王室宗教迫害的“净土”之外，很多人是抱着发财致富的目的。这里一望无垠的土地诱惑着欧洲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甘愿冒葬身大海的风险前往北美，这种移民潮几乎从未间断过。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后，更是对来自欧洲的移民敞开了大门，这个新国家需要大量有技艺的劳动力。欧洲移民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欧洲移民前来，美国必然面临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局面，土地得不到开发，自然也就谈不上具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动力了。在布丰等人阐发“美洲退化论”的时代，人口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主要标志之一，欧洲诸国的君主们竭力阻止他们国家的民众移往新大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推行了严禁国民移居海外的政策，他甚至发放补贴来吸引其他国家的移民定居普鲁士。当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尚未独立，却是吸引德意志人移居海外的主要之地。有鉴于此，腓特烈大帝在汉堡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其功能主要是劝告和阻止那些准备移居北美的国人。德波是腓特烈大帝聘用的宫廷学者，虽只有数月时间，但他支持腓特烈大帝奉行这种“反对移居海外”的政策，他通过对新大陆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增强人们对大洋彼岸恶劣自然环境的恐惧，以此打消人们移居北美的意念。德波声称，移民的高死亡率迫使英属北美殖民地需要欧洲人不断前来以补充人口的不足。这样，英国“从德意志诸邦带走50万男女，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作为奴隶干活至死”。(15)德波发展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把欧洲移民的后裔也包括在退化之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移居美洲。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前后，“美洲退化论”风靡欧洲，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美国的政治精英对这种“荒唐”的理论无动于衷，任其传播，那么将会在欧洲人的脑海中虚拟出美洲大陆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凄惨图景，其结果之一势必导致欧洲人不敢冒险移往美国。一旦这种结果出现，对这个新国家的发展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革命和建国的领导者必会对“美洲退化论”给予反驳，把一个真实的美国向世人展现出来，以吸引他们横渡大洋，到这个新国家定居，解决美国劳动力匮乏这个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 其实，在美国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很长的年代，对美国政治精英而言，“美洲的退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命题，这种在严谨科学研究名义下构建的复杂理论包含的政治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成为阻止这个在政治体制上与欧洲大国对立之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的依据。如果美国是一片“退化”之地得到欧洲人的认可，那还有哪个欧洲国家愿意主动地与美国发生商业关系呢？杰斐逊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过这种担忧。普林斯顿大学的吉尔伯特·希纳尔在研究杰斐逊的自然观上很有建树，他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强调，如果美国“证明不能产生数目可观的人口，如果气候通常不利于健康，土壤不利于生产；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在理智上和道义上变得独立自主；如果一个拥有大量人口且不断进步的民族在发展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美国的试验将不能实现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和期待。这些问题起初纯粹是哲学上的或思考性的，但在1776年之后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16)希纳尔这几个假设正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人面对着“美洲退化论”传播所产生的忧虑，特别是与欧洲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富兰克林与杰斐逊等人毫不犹豫地以事实对这种理论给予强有力的反驳，掀起了这个新国家与欧洲之间发生的第一场大论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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