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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及其意义(5)


    四、对“美洲退化论”反驳的意义
    在美国革命以及建国初期年代,这个新国家尚不为外界了解,任何扭曲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形象的观点或理论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发展,自然遭到美国开国先辈的反驳。从整体上来看,启蒙时代的欧洲精英们多为欧洲中心主义者,他们在观察欧洲境外的世界时总是有一种傲慢的优越感,似乎“理性”的欧洲只有在“野蛮”他者的映衬下才能凸显出一切皆优的本质,这也是“美洲退化论”能在欧洲知识阶层中广有市场的主要原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曾谈到“美洲退化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他看来,欧洲“一直保持居高临下,自诩为世界霸主,把人类的其余部分,视为为她的利益而创造。人们最景仰的哲人,直言不讳地说:欧洲人是优秀人种;甚至断言:任何动物,包括人类,到了美洲就会退化。连狗在美洲的空气里呼吸一阵以后就不会叫了。现存的事实,长期以来,支持欧洲人的妄自尊大,我们有责任恢复人性的尊严,教训那个傲慢兄弟,别那么嚣张”。(63)汉密尔顿批评“美洲退化论”的本意是为联邦体制辩护,只有十三个州密切联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欧洲把美国视为受其任意支配对象的傲慢心理。因此,开国先辈反驳“美洲退化论”,一方面教训欧洲人不要处处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是要向世界树立起这个新国家的正面形象,以利于在险象丛生的国际大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美国在获得独立之后经历了数年比较松散的邦联时期,新国家似乎是一盘散沙,全然未受到欧洲国家的尊重,但此时这个国家已开始展现出自身优越的特性,一旦新的联邦体制确立,美国进发出的活力远非欧洲国家所能比拟。1789年之后,美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大批的欧洲移民来到这个新国家定居,到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美洲退化论”尽管短时间内很难在欧洲社会消失,其所宣扬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牢牢扎根于很多欧洲精英人士的脑海中,但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美洲退化论的负面影响。这种结果正是开国先辈的期望,也是他们大张旗鼓地反驳“美洲退化论”的主要意义所在。
    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很少陷于抽象的理论争辩之中,他们尽可能地以实物或翔实的数据来说明真相,只有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也才会让受批评的对象无言以对、心服口服。富兰克林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长的论文,让布丰改变了关于北美洲自然环境对人口增长发生负面影响的看法,把北美地区排除出他所谓的退化范围。有美国学者认为,布丰后来改变了观点,把新大陆的退化仅仅限于南美洲,除了受富兰克林的影响之外,他肯定阅读过这一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休斯·威廉森1771年表在《美利坚哲学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上的文章。因为作为该学会的成员,布丰定期收到学会邮寄来的会刊。威廉森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移民于北美的欧洲人,也就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北美洲的气候,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农业的进步导致气候更加温暖,很少潮湿。(64)威廉森的文章是对雷纳尔美利坚人退化观的批评,却让布丰更进一步了解到他的“美洲退化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他在《自然史》第五卷补遗中修改了他关于美洲全面退化的观点。杰斐逊以活动在北美洲的大型动物标本让布丰认识到他在动物分类上的错误,允诺在新卷中予以纠正。富兰克林竭力宣扬费城有一流的学院、图书馆、学校和报纸,每个公民都是哲学家。富兰克林的一位法国朋友写道:“在宾夕法尼亚,没有一个工作之人在午饭时不阅读报纸,他们在晚饭后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一些哲学或政治名著。”(65)这种重视知识的图景影响了很多欧洲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看法,就连雷纳尔也发出与其美利坚人退化观相异的声音,认为知识重生的最好希望在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波士顿的人们社交优雅、生活宽松,完全与伦敦没有差别。由于富兰克林等人的努力,费城以图书馆和学校闻名于世。“一个新的奥林匹斯山,一个新的世外桃源,一个新的雅典,一个新的希腊,可能将诞生于这块大陆或邻近岛屿……新英格兰也许会产生另外一个牛顿。正是在英属美洲,知识的第一束光将照射四方,最终将照亮这种长期灰暗的天空,对此无人有任何疑虑”。甚至德波也很不情愿地承认,知识在北美洲要比在南部地区出现的更早。(66)这几个欧洲学界名流决不会轻言放弃“美洲退化论”,但美国革命那代人对这种理论无可辩驳的抨击让他们不得不公开承认对美国抱有错误的看法。雷纳尔到美国革命爆发之后改变了此前对美利坚人的看法,在《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修订版中把他们视为“美洲退化”的例外。凡此种种对于刚刚立国的美国在国际上树立起正面形象不无裨益,凸显出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反驳的意义所在,同时也预示着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理论迟早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很长时期在欧洲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连诸如康德、伏尔泰以及孟德斯鸠等思想大家都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当然也会有欧洲学者从一开始就对“美洲退化论”提出质疑。法国《历书》(Ephémérides)杂志1769年刊文谴责布丰“理由比较似是而非”,指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由一个伟大的民族所构成,他们在体质上和道德上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健壮的民族”。富兰克林和约翰·迪金森的例子充分证明“良好的治理比气候会对人的本质产生更大的影响”。该杂志的编辑对迪金森的两卷本通信集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他们“将刊登这些信件以供读者阅读。我们无疑相信,那些仔细阅读了这两卷著作的人将不会拥有我们的偏见,而只会对美利坚人产生敬意,因为他们拥有丰厚的学识,他们的胆识矢志不渝,克制有加。这个繁荣昌盛之国度的特性以及居住着三百万幸福之人的这片美丽土地之特性,让我们对人类能够实现的尊贵有所了解”。(67)《历书》杂志的编辑一度因对美利坚人抱有好感而遭到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谴责。阿姆斯特丹商人约瑟夫·芒德里永1784年出版了《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一书,以激进的口气抨击了“美洲退化论”。他称赞美国人民“提升了新大陆文明的标准”,认为美国的文明程度已达到欧洲的水平,将必然超过欧洲。在芒德里永的眼中,美国文明繁荣昌盛,欧洲人却在不可遏止地退化,“我们的品性越来越腐败;我们的体质一代又一代地在退化;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更加迫切;我们对休闲的喜爱使劳作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感到困难;它使我们的身体衰弱无力,让我们精神的适应力大大下降”。(68)芒德里永的观点受到富兰克林提供的北美人口调查数据的影响。法国学者佩尔内蒂1770年出版了关于美洲及其土著人的专题论文,对德波的理论予以系统的批评。他有一句话很有名,即“德波先生幸亏没有授权作为整个欧洲的发言人来决定我们关于美洲的判断和思想,也没有授权表达我们对新大陆感恩的情绪”。(69)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受杰斐逊《纪事》的影响,把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视作一个大骗局。他以后与杰斐逊经常通信,甚至到美国亲自拜见杰斐逊,两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由此成为终生知己。(70)客观上讲,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的社会,这些学者批评的声音不会见容于欧洲学界的主流思想,但他们的“异议”或许比来自外部的批评对欧洲人的影响更能奏效。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实际上为欧洲学者批评这种理论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一点在他们的著述中均有所体现。开国先辈对布丰等人的反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精英们对美洲或美国“鄙视”的心理,却会增强欧洲内部持异议者提出观点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有利于欧洲人对这个新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
    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有助于美国形成自我意识,促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更加热爱这个国家。乔尔·巴洛是美国著名的诗人和政治家,他读了《纪事》之后即刻致信杰斐逊,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从这些卑鄙的诽谤中澄清我们自己的思想,这些诽谤长期强加给我们,被无知的三流著者用所有的欧洲语言反复重复”。(71)巴洛这番话并不是想取悦于杰斐逊,而真实反映出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有美国人为了弘扬自己国家的美好,甚至把退化之“球”踢回给欧洲。约翰·亚当斯的夫人给她妹妹的信中写道:“你给我描述了你的鸟吱吱喳喳地叫,你的孩子天真无邪地说个不停,让我浮想联翩。你知道欧洲的鸟发出好听的声音不及我们鸟的一半吗?他们水果的甜度不及我们水果的一半吗?他们人民的美德不及我们人民的一半吗?”(72)美国地理学的开创者杰迪代亚·莫尔斯1784年为美国小学生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书名为《轻松学地理》。在他看来,“美洲地域广阔,在物品的数量和种类上无可置疑地优越地球上任何其他部分”,美洲在树的种类上大大多于欧洲,至于树的高粗,更是欧洲树种所不能企及。(73)他的本意就是要在儿童中间灌输美国在自然环境上比欧洲优越的图景。数年后他出版了两卷本美国史的教科书,第一章就是对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的反驳。(74)美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德·范迪维尔·海登考察了北美洲中部落基山脉,在化石证据的基础上宣称,美洲几乎是先于欧洲的存在,这一地区“白垩纪时期的动植物更接近于欧洲第三纪时期的动植物”。因此,从地质学上讲,“美洲应该是旧世界,欧洲应该是新大陆”。(75)来自瑞典的移民路易斯·阿加西斯也持类似观点,否定了美洲是新大陆的说法。(76)他们的研究显然是针对欧洲人以“新”来贬低美国的观点,试图找出美洲大陆更早于欧洲大陆存在的地质证据,反驳在欧洲依然广有市场的“美洲退化论”。像华盛顿·欧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等美国名人在其著述中都涉及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旨在激发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正是在他们的宣传之下,美国人了解到布丰等人强加给他们国家的不实之词。美国早期博物学家萨缪尔·米奇尔(Samuel L.Mitchill)描述说,在每年7月4日的独立周年纪念日上,讲演者直接和间接地谈到布丰以及他们视为诽谤理论的东西。随着国旗在微风中飘扬,听众不分年少和年老,无不听见了杰斐逊“挺身而出”,向布丰发出了挑战。(77)这种挑战在美国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而这个世纪正是美国崛起的过程,开国先辈没有看到他们所缔造的这个国家作为一个超强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他们掀起的这场反驳“美洲退化论”的论战无疑有助于加强美国人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自信心,对美国大踏步地迈向世界强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布丰等人阐释的“美洲退化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想象之上,因与美洲的事实不符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进入20世纪之后,很少有学者再大张旗鼓地发出提倡或批评的声音,但这种理论包含的欧洲文明优越倾向在欧洲精英们的脑海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致使美国在文化上一直成为他们不屑一顾的对象。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法国沙特吕侯爵与杰斐逊关系甚好,两人常有信件来往。沙特吕曾作为法军一名官员到过美国,他对美国的共和体制充满热情,称赞有加,却断然否认在美国可能会出现优雅的文化生活,以厌恶的眼光观察到美国生活的平庸粗俗。他的结论是,这个新国家将永远缺乏文化修养。(78)这种把美国视为无“文化”之国度的思维方式正是“美洲退化论”遗留下来的“余音”,可以说一直流传至今,从未消逝,成为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美国人对欧洲“鄙视”美国文化的反击肇始于开国先辈,逐渐地形成了在文化上与欧洲有所区别的传统,并逐步由被动的“防守”转向主动的“进攻”,让一向高傲自负的欧洲精英们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威胁。出现这种结果大概是开国先辈未曾预料到的,但他们为后辈们拉开了与欧洲人在文化上孰优孰劣大论战的序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