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环境运动中的女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19 《学术研究》2013年4期 祖国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掀起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环境运动，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产阶级女性在该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们以各类女性民间组织为平台积极开展活动，成为环境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热衷于自然研究，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动、植物研究著作，并努力在民众中开展环境教育、培养环境意识；她们游说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对森林、水、鸟类等进行保护，成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进者；她们还自称为“城市管家”，对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的烟雾、垃圾、污水等问题进行整治，美化、改善了众多工业城市的面貌。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环境运动不仅对20世纪美国的环境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极大促进了美国女性政治力量的成长，开启了她们大范围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由于时代的局限，该时期美国女性的环境运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关 键 词：进步主义时期 自然研究运动 自然资源保护 城市环境 中产阶级女性 城市管家运动 作者简介：祖国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主义时期。在这短短的20多年里，美国纠正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腐化、经济垄断、劳资矛盾、环境恶化等，有效地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众多危机。在这场改革运动中，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美国的自然资源得到了保护，肮脏的城市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和治理。然而，在过去，进步主义时期的环境运动常被认为是一项“精英、男性的事业”，直到近年来，史学界才更加关注美国女性在这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①本文将对该时期美国女性群体参与环境运动的背景、主要贡献展开论述，并简要评述其影响及不足。 一、背景 进步主义时期，两大因素直接激励了美国女性广泛参与环境运动：女性环境意识的高涨和女性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 在美国，女性对环境的关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印第安文化中，人们便有着朦胧的生态意识，他们视天为父、地为母，坚信自然是万物之源，认为自然中的风、云、树、水、草等都同人类一样有着宝贵的生命。[1]殖民主义时期，从欧洲到新大陆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环境文化，他们视人类为自然的主宰者。在这样的文化里，人们的环境意识均比较淡漠。[2]进入19世纪以后，迅猛的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唤醒了一些人的良知，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如乔治·爱默生、亨利·大卫·梭罗、乔治·珀金斯·马什等，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剖析，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作为生命的传输者，她们比男性更关注环境对人类，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要想完成她们为人类培育健康后代的使命，两个条件必不可少：道德正直的母亲和健康的自然环境。[3]19世纪中、后期，美国女性的环境意识迅速崛起，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以环境为题材和研究对象的女作家、女科学家，而且有更多的女性开始付诸行动，开展各类力所能及的环保工作。 形形色色的女性民间组织的构建是美国女性大范围参与环境运动的另一重要条件。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中产阶级女性中悄然兴起了一场俱乐部运动。在美国，尽管教育一直为人们所重视，但20世纪之前，大部分女性仅受过中等教育，大学教育只对个别“激进”的女性开放，因此那些渴望知识、希望拓宽自己的生活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中产阶级女性开始组建各种学习俱乐部，如文学俱乐部、历史俱乐部。它们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到1906年为止，已经有5000个地方俱乐部组织加入了成立于1890年的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而这个数字仅占全国各类女性民间组织的5%—10%。[4]它们起初以学习知识、扩大视野为宗旨，但加入俱乐部组织的大多是求知欲强、具有探索精神的女性，她们在用知识充实头脑、提升自己的精神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公共领域。因此女性俱乐部的目标逐渐从抽象的思想领域拓展到具体的现实领域，从自我教育拓展到对公众的教育，它们甚至直接投身到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和改革活动中。 19世纪末，环境问题引起了众多女性俱乐部的关注，它们积极行动，对环境和资源问题展开讨论，努力推进环境立法的形成，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环境运动。进步主义运动期间，美国参与环境保护的女性人数众多，几乎所有女性民间组织都将改善环境列入了自己的工作日程。[5] 二、主要贡献 进步主义时期，自然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和城市环境卫生整治构成了美国环境运动的重要主题，女性在这些方面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自然研究运动的主力军。自然研究运动兴起于进步主义运动早期，是一场以自然和环境教育为主旨的运动，它鼓励人们利用简单的科学设备，到野外对自然进行调查研究，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虽然该运动不乏男性参与者，但其主力军为中产阶级女性。植物学家爱丽丝·伊斯伍德(Alice Eastwood，1859-1953年)是该运动的先驱之一。她数次深入荒无人烟的地区采集标本，对落基山脉和美国西海岸的花草树木进行了详细研究，出版了《加利福尼亚树木手册》(A handbook of the trees of California)等著作，并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植物标本馆馆长一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性开始热衷于自然研究，成为世纪之交美国重要的自然主义者。1893年，弗朗西丝·西奥多·帕森斯(Frances Theodora Parsons，1861-1952年)出版了《如何识别野花》(How to know wild flowers)，它的第1版在5天之内便售罄。玛丽·伊丽莎白·帕森斯(Mary Elizabeth Parsons，1859-1947年)也于1897年出版了《加利福尼亚的野花》(The Wild Flowers of California)。她们都成为了美国20世纪杰出的植物学家。这些女性中还涌现了众多优秀的鸟类学家，弗洛伦斯·奥古斯塔·梅里姆·贝利(Florence Augusta Merriam Bailey，1863-1948年)便是其中之一。从1885年起，她创作了多篇宣传鸟类保护的文章，她所著的《美国西部鸟类手册》(Handbook of birds of western United States)是第一本现代自然图鉴。该书将鸟根据种类进行排列，详细描述了它们的形态、习性等，确立了现代自然图鉴的基本架构，它的出版引起了美国社会对鸟类的关注，对日后的鸟类保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生物学家安娜·波兹芙德·康斯托克(Anna Botsford Comstock，1854-1930年)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她于1911年出版的《自然研究手册》(Handbook of Nature Study)使她成为了自然研究运动的代表。该书不仅篇幅浩大，对鸟类、哺乳动物、昆虫、两栖动物、岩石、植物、气候、星相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且写作风格不同于一般的科学书籍：它没有抽象地讲解生物学理论，而是教读者如何观察，如何从观察中得出结论；书中还有许多关于自然的引人深思的短诗，使得科学教育更富人性与趣味。从1911年至1939年它先后发行了24版，1923年康斯托克被选为美国最杰出的12位在世女性之一。[6] 自然研究运动在美国民众和儿童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逐渐演化成一场大众环境教育运动。虽然直到1970年美国才正式颁布《国家环境教育法》(Nation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Act)，确立环境教育的地位，但在自然研究运动的影响下，对儿童进行环境教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1907年，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小学都设立了“自然研究”课程，任课教师多为女性自然主义者。1908年，美国自然研究协会(American Nature Study Society)成立，它定期举办研讨会、培训班，组织实地考查，发行相关刊物，为从事环境教育的教师提供长期支持和培训。该协会成为美国最早的环保组织之一，贝利和康斯托克都曾任其会长。自然研究运动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一些著名的环境主义者，包括奥尔多·利奥波德和雷切尔·卡逊。利奥波德11岁时在作文本上写道，他最喜欢的学校课程是鸟类研究，卡逊在童年时代则经常手持康斯托克的《自然研究手册》，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树林中探索。[7]可见，以女性为主导的自然研究运动不仅构成了进步主义时期环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国环境教育的先驱，对美国20世纪环境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推进者。进步主义时期，自然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是美国环境运动的重心之一。②该运动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助手、林业局局长吉福德·平肖为领导，呼吁以科学的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保护森林、土地、矿藏和野生动植物等，确保子孙后代可以持续地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此理念同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因为此时以家庭为生活核心的美国女性最关心的是后代的幸福。为了替子孙后代保护自然资源，让他们自由地享受丰富多彩的自然，众多的美国女性以她们的俱乐部组织为平台，积极推进运动的进行。 美国各地女性组织纷纷针对自己的地方特点开展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活动。在北方，明尼苏达州女性为明尼苏达国家森林(Minnesota National Forest)的设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19世纪末，明尼苏达北部的松树林被无节制地采伐，1901年该州的木材制造业达到了顶峰。女性对这片森林的状况深感忧虑，从1898年起明尼苏达妇女俱乐部联合会两次敦促州土地总署(General Land Office)对这里的木材滥伐现象进行调查，并同州医学会(State Medical Society)和州林业署(State Forestry Board)多次联合进行抗议活动，发动公众的力量支持森林保护。1902年，她们成功说服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莫里斯法案(Morris Act)，将这片面积6500平方公里的森林划为可以进行科学经营的联邦森林保留地，1908年5月它又被升级为奇迫瓦(Chippwa)国家森林，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明尼苏达州女性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们的努力被平肖赞为最“聪明”、最“有效”的行动，是一场“超级胜利”。[8]在南方，佛罗里达州的俱乐部女性同样极大地推进了森林的保护。该州妇女俱乐部联合会是当时全美唯一拥有并管理自己的森林公园的女性民间组织。早在1905年，它便开始设法保护天堂岛(Paradise Key)的皇家棕榈树林(royal palms)。1914年高速路的修建和偷猎行为严重威胁了这些树林的存在，于是会员们决定加大保护的力度。时任会长的梅·曼·詹宁斯(May Mann Jennings，1872-1963年)将挽救这些树林定为自己任期的首要目标，在佛罗里达一位富裕商人的寡妇将岛上的960英亩土地捐献给联合会后，詹宁斯请求州政府给她们一块配套土地建立一座由联合会管理的公园。1915年，通过多方游说，她们获得了需要的土地，建立了州立皇家棕榈树公园。1921年该州又给她们增加了2080英亩土地，使公园的总面积达到了4000英亩，州政府每年给她们拨款2500美金用于公园的管理。佛罗里达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森林保护运动取得了圆满的胜利，詹宁斯也被人们尊称为“林业之母”。[9]在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妇女组织同样将森林保护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世纪木材业是该州最主要的工业之一，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伐木公司的无节制砍伐使其西部和北部失去了大片的森林，因此进步主义时期森林资源的保护是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890年至1920年代，这里的妇女俱乐部联合会成为活跃的自然资源保护群体。在它的领导下，许多妇女参加了保护森林资源的斗争，仅1908至1909一年间，便约有2285名成员投身于资源保护工作。[10]这些女性还创建了“宾夕法尼亚林业协会”(Pennsylvania Forestry Association)，为创立州森林保留地、保护森林资源做了大量的工作。[11]曾在密歇根大学和德国学习植物学及林业的米拉·罗伊德·多克(Mira Lloyd Dock，1853-1945年)是该州女性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领袖，1901年她成为宾夕法尼亚州林业委员会(State Forestry Commission)的委员之一，是全美当时唯一进入州林业委员会工作的女性。在西部，各州妇女组织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加利福尼亚州妇女俱乐部联合会自1900年成立伊始，便将自然资源保护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1900年，当俱乐部成员发现卡拉夫拉斯县的大树林(Calaveras Grove of Big Trees)即将被一家东部木材公司砍伐时，她们立即向国会请求对这片时为全美最大的红木树林(redwoods)进行保护。1904年，她们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请愿运动，最终于1909年使政府通过了保护法案。[12] 进步主义时期女性民间组织参与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的例子不胜枚举，各地女性组织都将资源和环境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积极配合平肖领导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作为全国女性俱乐部组织的总部，美国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密切关注国家的自然资源情况。它专门设有林业委员会，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林地等活动，并通过定期会议、发放简报等形式，让80万名会员时刻了解罗斯福总统和平肖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及成就，并积极协调各地俱乐部组织的活动，通过共同的努力促使政府不断加大保护力度。1910年，它所属的283个俱乐部为推进州或联邦的森林保护法案进行了请愿活动，250个俱乐部在鸟类和植物保护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初，它又设立了水路委员会、河流与港口委员会，支持政府开发水利资源、清洁河道和水源，其下属的39个州的619个俱乐部开展了水资源保护活动。[13] 成立于1890年的女性组织“美国革命之女”(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总部设有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平肖的母亲詹姆斯·平肖太太。它在许多州的分部也设有各自的资源保护委员会，进行资源保护活动，如北卡莱罗那州针对该州不够重视林业的状况给州政府施压成立了州林业委员会，设立了森林消防机构；俄亥俄州分部更关注水资源的保护，参加了保护尼亚加拉大瀑布、保护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河流等活动。[14]除了这些综合性的妇女组织外，进步主义运动期间美国还成立了许多专门从事自然资源保护的女性组织。1908年，在郝乐·汤姆基斯夫人(Mrs. Hoyle Tomkies)的领导下，妇女国家河流与港口大会(Women's National Rivers and Harbors Congress)成立，两年内它的成员便由7人增加到3万人。[15]该组织的活动宗旨是“发展可以利用的河流与港口，保护森林，保护国内所有的自然资源”。[16]1909年春天，它敦促国会通过了一项保护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法案。 此外，一些女性还参与到男性创办的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旨的组织中，如奥杜邦学会。19世纪中、后期，羽毛饰品在美国女性中成为时尚，许多鸟类因此遭殃。鉴于这种情况，从1886年起，在美国各地涌现了一批以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年)命名的奥杜邦学会，宣传、教育人们放弃对鸟类的捕猎，保护鸟类资源，1901年，各地奥杜邦学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了全美奥杜邦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udubon Societies)。首个奥杜邦学会并非由妇女创立，但从1896年起，女性开始组织地方奥杜邦学会，并在其中担任领导。例如，康涅狄格州奥杜邦学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是鸟类学家玛贝尔·奥斯古德·莱特(Mabel Osgood Wright，1859-1934年)女士，而到了1939年，洛杉矶奥杜邦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和图书馆馆长均为女性。[17]奥杜邦学会逐渐演化成了以女性为主导的自然保护组织，它们经常组织观鸟等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支持环保立法，成为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民间组织。 基于女性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平肖给予了她们高度的评价，他写道：“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女性对它的理解，美国革命之女和其他妇女组织最为深刻地理解、支持和欢迎这场运动的每一个前进的步伐。”[18]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妇女组织的保护理念逐步超越了平肖的思想，她们希望在资源保护的同时更应关注自然的保护。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同时存在着两种环境思想，一种是以平肖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思想，另一种是以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年)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preservation)。前者强调对资源的节约、保护、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后者则以自然为中心，强调自然的审美价值，主张维持自然的原貌。[19]二者起初并无分歧，但20世纪初爆发的赫奇赫奇争论(Hetch Hetchy Controversy)使它们分道扬镳。赫奇赫奇山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瑟米蒂国家公园(the Yosemite National Park)内，20世纪初，为解决旧金山市的城市用水问题，旧金山的水利部门筹划在该山谷内修建水库。这一提议遭到了以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但是1913年12月，美国国会经过讨论通过了《瑞克法案》(the Raker Act)，授予了旧金山市在赫奇赫奇山谷修建大坝的权力。缪尔一方虽然在运动中遭遇了失败，但对美国的环境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之后，运动开始偏离纯粹的资源保护，开始自然与资源并重，这场争论既标志着两种思想的分裂，也是二者融合的开端。③美国女性在这场争论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缪尔是自然保护主义者一方的领导者，但他的拥护者主要来自美国女性。塞拉俱乐部是保护赫奇赫奇山谷的主要力量，虽然当时俱乐部中有2/3的成员为男性，但女性成员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她们努力宣传山谷的自然价值，激发民众对山谷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在赫奇赫奇山谷面临威胁时，俱乐部的女性将山谷的自然美景描绘给世人并指出水库的建设将会永远地毁掉它，而且会打下一个“恶劣的先例”。这场争论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女性组织的关注，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动员其80万成员来反对“对自然保留地的毁灭”，几十个其他女性组织也给国会呈交了反对修建大坝的请愿书。[20]尽管女性的抗争最后没能改变山谷的命运，但她们的活动使自然保护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功利主义的自然资源保护思想逐步让位给保持自然本色的荒野运动，并最终促使美国在1964年通过《荒野保护法案》。 (三)城市环境卫生的捍卫者。19世纪后半期，女环境科学家埃伦·斯瓦洛·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1842-1911年)对环境同人体健康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使她们极为震撼。她通过研究发现洁净的空气、水和健康的食品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因而呼吁加强对环境的监测和治理，并亲自参与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开发。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招募了许多女生，在美国中产阶级女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女性自称为“城市管家”(municipal housekeepers)，号召广大妇女不仅要保护由四壁围起来的小家园，更应担当起保护城市大家园的责任，保证它的清洁和卫生。在女性俱乐部的组织下，她们针对城市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她们的活动被史学家称为城市管家运动。④ 烟雾是当时美国大工业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城市深受其害。这些城市的女性组织积极行动，为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大声疾呼。在饱受烟雾侵害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St Louis)，由一群杰出女性组成的“星期三俱乐部”(The Wednesday Club)颇有作为。她们联合关注城市烟雾问题的其他人组建了一个反烟雾联盟——公民减烟协会(The Citizen's Smoke Abatement Association)，游说当地议会制订反烟雾法令。1893年，她们说服市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向城市上空排放浓密的黑烟和灰烟为违法行为，并组建了一个3人委员会来执行这一新法律，此举对改善该市的空气质量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女性同样进行了不懈的斗争。20世纪初，当地妇女俱乐部发起了一场反烟雾运动。1904年，俱乐部给市长写信要求强制执行反烟雾条例，之后她们举行聚会、演讲，宣传烟雾给民众健康带来的损害，强调如果烟雾问题得不到解决，民众，尤其是妇女，将“失去健康、失去美”。[21]妇女俱乐部还组织会员每天到城中各地进行监测，确定污染的主要来源。在认定工业烟囱而非民居烟囱是该市烟雾的主要制造者后，她们于1906年组建了“减烟同盟”(Smoke Abatement League)，敦促工厂、企业改造烟囱，采取减少污染的措施。在其他工业城市，如芝加哥、匹兹堡、克利夫兰、巴尔地摩等地，女性组织也都积极地思考和探索如何解决城市的烟雾问题。 此外，女性也尝试着对城中街道、公园、河流等的卫生进行整治。美国东部城市的女性组织在此方面非常活跃。费城公民俱乐部(Civic Club of Philadelphia)从1894年起针对城内垃圾问题开展活动，在获得当地政府的允许后，会员们购置了大量废品回收箱和垃圾桶，安放在问题严重的公园、街道，使乱扔垃圾的现象大大减少。俱乐部主席伊迪丝·皮尔斯(Edith W. Pierce)1913年成为该市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首位女卫生检查员。其他的卫生检查员都只负责一个区的工作，而她负责检查全市的卫生。[22]在纽约，成立于1884年的女士健康保护协会(Ladies' Health Protective Association)为市政府提供了多项街道卫生整治方案，还对全市屠宰场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市议会根据她们的报告通过法案，将屠宰场限制在西起哈得逊河，东到第十一大道，北起第三十大街，南到第四十大街之间的一小块区域内。1895年，纽约城市卫生部(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对该组织为纽约城市卫生付出的努力表示了特别的感谢。[23]在宾夕法尼亚州，妇女俱乐部不仅积极参与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也努力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19世纪90年代，该州许多城市环境恶劣，首府哈里斯堡是州内最丑陋的城市之一，它的街道肮脏，河流是公开的污水排放地，而其他小城市的状况也不容乐观。针对这种情况，宾州各地的妇女俱乐部都积极开展了卫生整治活动，将无数个社区清理干净。他们有的组织妇女在市内种植树木花草，有的督促居民清扫自家的院子，有的组织反对乱贴小广告(anti-billboard)运动，还有的游说地方政府通过反随地吐痰法令，并安放更多的公共垃圾箱。[24]然而，该州妇女俱乐联合会主多克认为仅靠女性的努力远远不够，如果想取得更好的效果，须发动全民的力量。1900年底，她在市商会(board of trade)进行演讲，说服当地商业精英同妇女组织一起进行了哈里斯堡的第一场大规模市容改革，铺设了路面，建立了污水处理和饮用水净化系统，开辟了供公众休息、娱乐的公园，使哈里斯堡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1902年，它仅有4.5英里长的街道是铺设过的，到191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74英里，市内公园的面积也由1902年的46英亩增加到1915年的958英亩，城市污水和河流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市内的清洁和美化已经可以同“德国的普通城市相媲美”。[25] 美国中西部的女性同样成绩卓著。在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Kalamazoo)的加罗琳·巴特莱特·克伦(Caroline Bartlett Crane，1858-1935年)1902年对该市的7家屠宰场进行了调查，发现那里不仅污秽不堪，而且生病的动物同健康的动物一起屠宰，一起流向城市的餐桌。她的调查结果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次年该市通过法案，要求对肉类食品进行严格监管。1904年，克伦组建了妇女公民改善委员会(Women's Civic Improvement League)，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提高街道清扫效率的办法。克伦的成功使她名声大噪，她被其他60个城市的市政局聘为卫生调查顾问。在芝加哥，妇女城市俱乐部城市垃圾委员会(City Waste Committee of the Women's City Club)主席玛莉·麦柯道威尔(Mary McDowell，1854-1936年)亲自赴德国学习垃圾处理经验，回国后她的许多建议都被芝加哥市政府采纳，她也成了有名的“垃圾女士”(Garage Lady)。[26]进步主义时期，积极投身城市环境运动的女性不计其数，许多城市的女性俱乐部组织都为当地的环境卫生整治进行过努力，为城市的卫生和美化做出了贡献。 三、评价 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对于美国后来的环境运动和女性自身政治力量的成长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广大女性的参与唤醒了民众的环境意识，使环境保护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保证了进步主义时期环境运动的成功，并为以后的环境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该时期，先后有数百万的俱乐部女性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以改善环境、保护资源为主题的活动，无疑是早期环境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她们的影响下，美国全国范围内都开展了有规模的环境保护活动。因此有学者认为，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实际上有两股力量同时进行的环境运动：一是政府进行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二是地方的、民众的环境运动，因此对其应进行多角度的分析。⑤还有学者认为，该时期参与环境运动的女性人数之多使得它不能被看作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运动，而应被看作由民众发起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女性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们在全国营造了保护环境的意识，有了这种全民的意识，该运动的男性领导们，如约翰·缪尔、西奥多·罗斯福和吉福德·平肖，才可以将他们的思想贯彻下去。[27]另一方面，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环境主义者对环境教育的重视在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埋下了环境主义的种子，从而在20世纪中期形成了更为波澜壮阔的环境运动。从事自然研究的女性在书写自然时倾注了丰富的感情，将自然刻画成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从而使公众，特别是儿童，更渴望接触自然。各类妇女俱乐部组织也十分关注儿童的教育，培养孩子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有一些俱乐部将教育活动从学校拓展到社区，教会社区居民如何清除树木害虫、保护鸟类等。[28]女性通过这些基层的工作，将环保的理念和方法逐渐传播到大众中，将越来越多的人带入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 其次，环境运动为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生活的广阔舞台，环保运动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选举权运动的成功。进步主义早期，美国仅有怀俄明、科罗拉多、爱达荷和犹他4个州的女性拥有选举权，其他地区的女性在热切地投身环境运动的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缺少选举权对其活动的限制，使她们在干预国家的环境立法时困难重重。因此，她们都顺理成章地支持为自己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她们讨论的核心不再是女性是否应得到选举权，而是何时得到这一权利。1914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两年一度的会议上，女性们通过决议支持全国范围内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成为全美女性争取选举权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29]因此，进步主义时期的环境运动是美国女性改革热情的一次释放，它使大部分女性在获得选举权之前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同时运动前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女性民间组织为她们进一步的政治参与构建了有效的社会网络，对20世纪美国女性政治力量的成长意义重大，使得女性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改革的主力军之一。 然而，该时期的女性环境运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女性们虽然看到了改善环境的急迫性和必要性，但没能对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的批评。例如，在城市烟雾问题上，她们认为烟雾的产生完全是由于工厂的技术问题造成的，因此她们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技术的革新，而没有意识到污染和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其次，参加运动的女性大多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中产阶级女性，在运动中秉承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对下层阶级的处境和文化考虑较少，甚至对他们表现出一定的偏见。珍妮·亚当斯便是一例，她虽然对贫困的新移民表示同情，并在芝加哥开设了免费供他们居住的赫尔安居所(Hull Settlement)，但同时她也经常批评下层新移民缺乏公民责任感，认为他们加重了城市的卫生负担。还有一些参加环境运动的中产阶级女性对穷人的歧视更为明显，她们认为穷人缺乏环境意识，贫困社区是城市美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她们将中产阶级比作美丽的自然，将穷人比作肮脏的城市。[30]然而，这些局限并非该时期参与环境运动的女性所特有，它们只是“以进步与保守的交织为特点的进步主义时期”的具体表现。[31] 总而言之，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环境运动开启了美国女性大范围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她们为美国的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和城市环境治理出谋划策、奔走呼号，推进了多项环境立法的形成，在美国的环境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注释： ①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是较早关注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环境运动的学者，她的文章“Women of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900-1916”(发表在1984年第1期Environmental Review上)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该时期美国的主要女性环境组织和运动，该文章后来被收入她的专著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09-136。她在文中指出，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性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由精英、男性的事业变成了一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 ②这里将“Conservation Movement”译作“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也有文章将之译作“资源保护运动”。 ③关于这场争论的过程，详见胡群英：《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20世纪初美国赫奇赫奇争论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 ④如Agnes Hooper Gottlieb, Women journalists and the municipal housekeeping movement, 1868-1914, Lewiston, N. Y.: E. Mellen Press. 2001. ⑤例如Richard W. Judd, Common Lands, Common People: The Origins of Conservation in Northern New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参考文献： [1][2]Annie L. Booth and Harvey M. Jaeobs, "Ties that Bind: Native American Beliefs as a 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12, no. 1, 1990, pp. 32-33, p.31. [3][11][12][13][15][31]Carolyn Merchant,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05, p.116, p.112, pp. 115-116, p.121, p.136. [4]Theodora Penny Martin, The Sound of Our Own Voices: Women's Study Clubs 1860-1910,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pp. 3-4. [5][27]Glenda Riley, Women and Nature: Sawing the "Wild" West,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p.100, p. 191. [6][9]Polly Welts Kaufman, National Parks and the Woman's Voice: A Histor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7, p.68, p.34. [7]Kevin C Armitage, The Nature Study Movemen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pp. 208-209. [8]Gilford Pinchot,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 105. [10][24][28]Susan Rimby, "Better Housekeeping Out of Doors: Mira Lloyd Dock, the State Federation of Pennsylvania Women, and Progressive Era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 17, no. 3, 2005, p.12, p.21, pp. 19-20. [14]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port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3, pp. 21-25. [16]Washington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Conservation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W. F. Roberts Company Printers, 1911, p.163. [17]Susan R. Schrepfer, Nature's Altars: Mountains, Gender,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p. 168. [18]Gilford Pinchot,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101. [19]滕海键：《美国历史上的资源与荒野保护运动》，《历史教学》(高教版)2007年第8期。 [20]Adam Rome, "'political Hermaphrodites':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Progressive America",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7, no. 3, 2002, p. 442. [21]David Stradling, Smokestacks and Progressiv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3. [22][23][26]Suellen M. Hoy, "'Municipal Housekeeping': The Role of Women in Improving Urban Sanitation Practices, 1880-1917", in Martin V. Melosi(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175, p.176, p.174. [25]William H. Wilson,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9-141. [29]Agnes Hooper Gottlieb, Women journalists and the municipal housekeeping movement, 1868-1914, Lewiston, N. Y.: E. Mellen Press, 2001, p.16. [30]Elizabeth D. Blum, "Women, Environmental Rationale, and Activism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in Dianne D. Glave and Mark Stoll(eds), To have the Wind and the Rain, African American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p. 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