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03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孙义飞 参加讨论
四、 现实主义范式 20世纪末，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及传统解释的有限性和跨学科研究的扩展，巫术史研究再次出现转向。一些学者如斯图亚特?克拉克、林德尔?罗珀、德博拉?威利斯、黛安?珀基斯、马里昂?吉布森等人的研究掀起了主观想象和巫术客观真实之间关系的讨论。他们强调，为避免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时代错误，当代词汇需要被置于巫术自身语境中使用。[25] 1998年斯旺西会议以及2002年约克会议的召开，展示了巫术研究的持续活力和巫术观念的变革。由此，巫术史研究在新时期开始异彩纷呈。具体来说，当代的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学术兴趣中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跨学科综合分析、视角多元以及对微观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巫术可感性的追求等。[26] 1. 跨学科综合分析或总体史的追求。因为巫术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巫术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利用多元史料和研究成果，打破学科藩篱，以史学为中心，在其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扩张了史学研究的外延和内涵。近来，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需要的分析工具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而是拓展到民俗学、心理学、文化理论、社会共同体、性别、科学、医学、宗教和政治知识等领域。而围绕在巫术周围的观念、现象和实践也拥有了理性、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种解读，具有鲜明的综合分析或总体史的追求特色。[27]各种综合性理论分析著作层出不穷，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巴里和戴维斯编著的《巫术史》中涉及埃尔默的巫术哲学，内诺宁的文化移入和社会控制视角，列维克的犯罪—法律视角，吉布森的“新历史相对论”和“语言学转向”解读，霍奇金对背景、语言和性别的关注，等等。列维克更是表示，社会、经济条件可能与政治、法律和宗教条件相互影响，诱发巫术审判。[28] 不仅如此，巫术研究还闯入自然科学领域，将自然科学成果与巫术相联系。例如，贝林格、奥斯特、普菲斯特的气候与巫术关联研究或“小冰期影响”模式[29]，为猎巫与气候间建立基本的社会—历史关联。虽然这种方式尚未获得学界全面接受，但无论如何，这种跨学科的勇敢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小冰期影响”模式体现了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系统时空互动的进程以及自然和社会时空的变化，弥补了传统史学的某种缺憾。 2. 高度重视微观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另辟蹊径，研究论著中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现实主义。它注重细节，注重形象典型性，从历史细部的发展探索当时社会深层架构约束与个体独特性之间微小不可见的互动，力图重新建构经验的动力。这是因为大量出现的巫术史研究成果，以及巫术研究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也使得学者们要清晰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结论性理论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而，最近十多年出现了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过程、国家制度、社会精英等的研究向传统上不为人注意的地区实践、具体观念、无名的个人和小群体的故事、日常生活个案研究的转向，如针对沃博伊斯村庄的巫师、猎巫发现者以及1619年贝尔沃巫术案所作的微观研究。苏格兰地区保存下来许多丰富的法庭记录，十分适宜这类研究，近来也是成果显著。一些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考察也颇有收获。戴维斯对英国民俗、奇普对苏格兰博物馆中保存的反巫术饰物的考察，揭示出大众文化的适应力；罗兰兹对近代早期罗腾堡巫术审判的政治背景、社会结构和生活纹理的重建，打破了巫术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某些神话；列维克详细探讨了英格兰—苏格兰巫术关联，并指出苏格兰巫术审判需要在其特殊的法律、政治和宗教领域中被理解。而国家角色至关重要，它不是猎巫的加速剂而是其制动阀。[30]这些研究集中关注社会规范体系之中的内部矛盾，关注视点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注意到社会体系网络中的错综复杂的空隙，从而深化了巫术史研究。 3. 对性别与巫术关联的研究也是其一大特色。早期的巫术想象中，一度认为转型时期大约有900万又老又病且贫穷的女巫死于迫害，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女性受迫害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并未特别将巫术迫害与性别特征相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到女权主义影响和许多女性研究者加入所推动的巫术史研究，使研究方向往性别问题方面深入。基于现实女性主义斗争的需要，众多学者甚至把这次猎巫等同于一场性别屠杀，即由男性发动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有计划的迫害运动或战争。[31]此后，转型时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被这样一个问题所主宰，即为何面临巫术审判的巫师（中的大多数人）是女性？ 近来的研究不断对建构在神学—政治—性别核心解释轴线基础之上的巫师迫害理论进行质疑。学者们指出，虽然许多地区女巫比例极高，如德国、法国、瑞士和苏格兰等75%—80%的巫师是女性；匈牙利、卡斯提尔、意大利北部、巴塞尔主教区、那穆尔郡、埃塞克斯郡等甚至高达85%甚至90%以上，[32]但研究中往往忽略了男巫。而近年来对男巫问题的关注改变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观点，如以往猎巫运动过度关注的性别特征。这和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取向也有所不同。他们指出，以往许多研究结果存在着对遭到巫术审判指控的男性的轻描淡写，而事实上男性构成了巫术审判数字的20%—25%，男女受迫害比例在各国、各地区随审判类型不同而呈现出不均衡，如芬兰为50%，爱尔兰、诺曼底、冰岛等地男性占受迫害者的绝大多数；男巫较之女巫对保护家庭成员、食物和其他维持生命的物品、家畜、田地、牧草和树木相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性，等等。[33]而对于女巫猎杀的问题，列维克指出，猎巫热是诸多因素汇聚而成的结果。[34]艾莉森?罗兰兹也认为，将巫师和原告视为强有力的男权精英恐吓和野蛮的结果，这过高估计了其猎巫热情，无视巫师和其原告的动机及个性对审判过程的重要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法律运作。[35]霍奇金指出上一代学者，如麦克法兰和托马斯等历史学家对情感和经历的忽略；一些历史学家出于某种厌女症而对其大声斥责；而女权主义者则滥用性别。[36] 4. 巫术的真实性与可感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近代早期的书写，也是对我们自己时代需要的书写。出于对现实世界巫术存在的感知，如经济学家菲斯曼和米格尔对现代坦桑尼亚社会巫术实例的研究。[37]一些史学家认为，巫术世界是与日常现实同样真实的存在，对过去社会的认知也应在可感知的真实背景下进行。这种观念加速了研究者从新社会科学范式来诉说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真实变为感知真实。研究中，对当时社会记忆的大量使用也是其一大特色，彰显了时代特征。[38] 现实主义研究范式要求巫术史家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经验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互动，以典型形象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典型环境感染人，使读者入境见人，从而获得真实感。因而许多学者特别注重对巫术可感知真实的构建。列维克在其著作中构建起一种心理学上的可感知真实，他表示，各种条件相互影响形成的焦虑情绪让人们心理上更加意识到巫术的危害性，且更渴望去抵制它。[39]古德尔认为，历史学的巫术真实不仅存在于精英和平民思想的相互作用中，也存在于文化上植入的魔法信仰和固有的生物学规则的联系中。这是与生俱来的巫术真实，而非审讯室的臆想。[40]怀特认为，异端在中世纪后期的可感知威胁带来了教会的宗教怀疑、焦虑和冲突，尤其是日益增加的撒旦崇拜主义和世界末日元素成为后来司法行动的一个基本前提。[41]斯图亚特的《巫术史》也清晰描绘了15世纪的意识形态纯化活动，在宗教臆想中，异端魔鬼化和恶魔崇拜组织化具有鼓励宗教审判官视所有魔法行为为含蓄的异端行为的作用；贝林格的著作展现了巫术在不同时代、地域的不同表现，呈现出一幅建立在某种普遍性基础之上的巫术真实；罗兰兹关注国家和民众、邻居和家庭的关系，而对个人经历、社会和政治动荡、被告复杂的精神感情世界进行的细节考察带来了可感知的真实感。[42] 总之，学者对近代早期巫术史的考察经历了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现实主义等主要范式的变迁。这种巫术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某种程度上并非处于所谓理性的进步，而是整个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之间的互动——诸如反教权、民族主义等权力关系变迁及反男权、寻求女性解放等政治文化诉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下，这种互动正在深刻影响着学术研究，掺杂了各种利益诉求的巫术话语体系建构也正在蓬勃发展，使得近代早期巫术史的学术兴趣、研究思想、方法和视角都在随新的话语体系而悄然发生改变：它反对近代早期巫术研究的简单化、不确定性和破碎的真实性，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感。设定假定前提—确定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进行现实检验，是现实主义生成的一般逻辑理路，而其主导思想则在于“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 [43]。在这一多维度、多主体的史学主题重构进程中，每个研究主体都有自己加入其中的轨迹，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并诠释自身选择。“在每一个知识和生活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性、封闭性和规范性均已失效。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 [44]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社会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中，真实的和想象的事件被赋予某种意义和连贯性。诸如前述的巫师性别分析，我们也可发现这种倾向。诸多女性研究者的视角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一种既存的后现代主义或女权主义来对抗现代性的分析逻辑，她们关注如何在当下意识中使历史考察化约为使女性经验变得可见，并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感和所做，从而构建她们的社会角色和意识认同，并体现出新时期的现实诉求。可以预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以多样性来取代统一性，在部分史实的基础上倾向于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进行糅合，进而探讨区域性、群体性巫术话语体系合理性的案例，从而来揭示历史解释的内涵。这从克拉克、林德尔、罗兰兹等人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当然，当下学者的解读也可能融合了上述四种范式的诸多因素，对此，著名学者赫顿认为，巫术研究中呈现诸多可变性并不奇怪，因为许多学者拥有特殊偏好及成见。[45]不同的巫术史观真实反映了不同群体对历史进程话语权的争夺，反映了巫术史研究进程中对规则制定权和制度设想权的争夺，而这也必然融入更多的史学争论，加深固有的学术与大众、客观与主观、事实与虚构、整体与碎片、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叙述与阐释、建构与解构等二元对立的史学研究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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