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9:11:19 《世界历史》2014年1期 汤晓燕 参加讨论
四、男性对“三色徽之争”的态度 市场妇女的性别话语很快被男性革命者借用，这一提法迅速在男性革命者中得到了回应。实际上，1793年前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 对于女性是否应当佩戴三色徽，男性革命者此前基本持支持态度。1791年2月8日，克雷尔-奥兹(Creil-sur-Oise)市府向激进派女性代表帕尔姆?埃乐德(Palm d'Aelders)颁发三色徽和民族奖章，表彰她带领女性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行为。(55)国民公会中有代表也曾提出应当颁布法令让所有女性都佩戴三色徽，以消除分歧和维护爱国思想。(56)这是因为在1793年之前，关于女性佩戴三色徽的问题，人们关注的只是爱国精神和政治统一。较之性别区分，三色徽代表的政治身份的区分更为重要。 但是，在“三色徽之争”中，市场妇女提出的性别角色的区分逐渐超过了政治区分。在她们看来，女性不能佩戴三色徽，不是因为她们是反革命，而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这套性别话语很快被男性革命者借用，他们借此不断阐发性别角色的混乱会引发政治无序的观点。巴黎警察局的密探拉蒙塔涅(Lamontagne)在报告中写道：“这(指三色徽的混乱)就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投掷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新苹果，它使得女人渴望与男人分享政治权利。男人们说，当她们有了三色徽，她们就会要求公民证，然后又会要求投票权，与我们分享行政职位。这些观念和利益上的争夺就会给我们的蓝图带来混乱。”(57) 类似的话语也出现在国民公会里。法布尔?代格朗蒂纳(Fabre d'Eglantine)1793年10月29日的发言博得了代表们的阵阵掌声。他认为，必须限制女性的公共活动：“你们决定让女性也要戴三色徽。可是，她们是不会满足于此的，她们很快就会像要求面包那样要求携带手枪……性别所造成的分裂的种子还不仅在于此；在革命、博爱或其他组织的名义下，还形成了妇女联盟。”与市场妇女的说辞类似，代格朗蒂纳指出，往往是不本分的女人才会热衷于公共事务：“(女性俱乐部)完全都不是由家庭里的母亲、女儿或者那些照顾年幼弟妹的姐姐组成，而是由那些女冒险家、女游侠或者是无人管教的女儿及女投弹手们构成。……鉴于此，我要求公安委员会对女性俱乐部作出一份形势报告。”(58) 同一天，国民公会下令，每个人都有穿着符合他/她性别的衣着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人穿着某种特殊服饰，否则将被视为扰乱公共安宁的嫌疑犯。(59)一个多月前的9月21日法令强调，出入公共场合的所有人都必须佩戴三色徽，而在10月29日这条法令中，强调的则是性别与自由。可见，性别的区分较之前变得更为突出。 两天后，也就是10月31日，国民公会代表让?阿马尔(Jean Amar)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作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从表面上的服饰问题出发，深入分析女性是否有能力、是否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革命时期，男性关于女性是否应该踏入公共领域、是否应该参与时事的基本观点。 阿马尔认为，这些扰乱共和国秩序的事件都是由那些自称雅各宾派的妇女强迫别的女性与她们做一样的打扮而引起的，更有可能是某些心怀恶意的人戴着爱国者的面具挑拨起巴黎的动乱。因此，在考虑是否应当禁止女性民众俱乐部的同时，委员会还应该考虑更深远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女性没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利，也不应该加入到政府事务中。他说：自然将私人的工作交予妇女，这也是社会普遍秩序所坚守的。这一社会秩序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做出区隔，每种性别有其自身的任务，他/她的行为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而不能擅自逾越，因为是自然为人们设定了这个界限。……在照顾好家庭之后，培育共和国的孩子就是女性的工作。女人，天生注定要使他人热爱美德。当她们完成了所有这些任务，对于国家来说，她们就是称职的。(60) 甚至有代表进一步提出，不必考虑关闭女性俱乐部是否违反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关键在于这些俱乐部破坏了公共秩序，过去这些天的骚乱已经证明了它们是灾难性的(funeste)，所以它们必须被禁止。(61)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英帝国政治治理评析——差异化治理模式及效应考察
- 下一篇：殖民主义与墨西哥的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