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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4)


    四、结语
    历史上,由于边界的开放性,法国的安全环境和生存状况一直饱受困扰。为了寻求绝对的安全,自法王亨利四世以降,迄至拿破仑三世时代,历代法国统治者多以追求“自然疆界”为己任,即不断以征服者或霸主的身份来获得最大的安全。
    早在黎塞留主政时代,他就力主内外兼修。他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此作为一段注脚:“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56)法国的国内政策是维护社会安定,政治团结,没有独立于国土的权威;对外政策则是促使国家强大,没有威胁法国安全的敌人。(57)拿破仑更是如此,他认为法国“由于其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地,以及居民的能力和智慧,是欧洲国家的仲裁者”,故而他“有雄心要做到把欧洲所有的巨大利益融合在一起,如同对法国各派所已经做到的那样——成为各族人民及其君主之间的仲裁者”。(58)法国在二战中曾不堪一击,在德国面前,甚至连波兰那样的弱国都不如。即便如此,在二战后的戴高乐时期,这种争霸欧洲、自以为大国的意识都没有泯灭。被称为“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外交就是对外塑造大国形象,对内强调法国的“伟大”和“历史使命”。(59)
    可见,法国人自己认为,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对“自然疆界”的向往无可非议,但现实却是,过于执著的追求“自然疆界”,往往异化为侵略和霸权,以至于在许多欧洲国家看来,“自然疆界原则”已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把标尺。
    因此之故,早在19世纪初,英国资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时常站出来提醒英国人民说:法国的势力已突破它的“自然疆界”——即以居民语言为界限的边界,这说明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持欧洲“均势”,而是要称霸整个欧洲。(60)稍后,在不同时期,这种“自然疆界论”为一些有领土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所接受。德国、俄国等不同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占据过主导地位的野心勃勃的国家,均先后主张各国应该以大山、大河等天然障碍作为它们的分界线,认为没有这种疆界的、但有扩张能力和动力的国家“有权”取得这种疆界。即使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人在谈到中俄《瑷珲条约》时,还竭力强调“阿穆尔河(黑龙江——引者注)是一条无疑义的最好的天然边界”,妄图以此证明沙俄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中国固有领土的“合理性”。余绳武认为,这正是恩格斯批判过的“自然疆界论”的旧调重弹。(61)
    与此同时,法国在追求所谓“自然疆界”的过程中,为了师出有名,经常会以“解放者”的名义在欧洲大陆纵横捭阖,征伐异己。于是,“民族原则”经常会挂在法国统治者的嘴边。本文引言所引亨利四世之名言“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稍作解读的话,亦即强调以语言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归宿,这是最初“民族原则”使用的一个典范。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掌权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先后以“民族原则”作为旗帜,试图将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以对内减轻来自国内反动贵族势力的压力,对外消解其他欧洲国家干涉法国革命的力量。后因滑铁卢之败,法国曾消沉半个世纪,但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在克里木之战中击败了沙皇俄国,标志着法国再次崛起。凭借着这个资本,向来以实现叔父遗愿为己任、相号召的拿破仑三世自然而然地要将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的梦想付诸实践,以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夙愿。但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波拿巴三世力所能及的。况且,法国在这方面的每一次尝试,必然都会招致欧洲一次次结成反法同盟。于是,拿破仑三世便祭起了“民族原则”这面大旗,当然,其中亦夹杂着“自然疆界”的私货。稍后,所谓“民族原则”,更是被俄国人挪用,频繁地应用于对欧洲大陆诸国内政的干涉。
    追溯这段历史,彼时有论者指出:“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副高跷,(法国)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62)事实的确如此,恰如本文研究所展现的那样,“自然疆界论”与“民族原则”在18世纪以降,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者对于彼时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领土疆域的划分影响至深。如果要对两者的作用与关系做一个比较的话,发端于法国的“自然疆界论”才是影响彼时欧洲政治格局与领土疆域的霸道;而所谓“民族原则”从来都是一个幌子或一种话语,它可以被法国、俄国等欧洲大国用来号召意大利、德意志、巴尔干半岛等诸小国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然而,一旦这种运动超越了法、俄等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些大国一般会从自身的利益考量出发,对所谓的“民族原则”予以淡化,直至渐渐地隐去。对此,恩格斯有过深刻的洞察,他说:“在战争前夜,也和在战争中一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63)从这一层面考量,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民族原则”只是一种想象或道德高地,“自然疆界”才是实质或心底渴求。即“民族原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要服从于、服务于“自然疆界论”。换言之,如果说,宣扬“自然疆界论”是欧洲大国追求的一种想象的疆域的话,那么,“民族原则”则是其经常用来实现其现实领土要求的一个时常高举的一块遮羞道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