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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6—19世纪非洲的普拉佐与奇孔达人


    【内容提要】 16—19世纪,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地带活动,通过普拉佐的形式维持自己的存在。赞比西普拉佐的兴起催生了一个被称作“奇孔达人”的武装奴隶阶层,他们在普拉佐中担当重要角色,维护普拉佐的内部稳定、对外安全,为普拉佐领主创造和积累财富。普拉佐衰亡后,奇孔达人分散到不同的地区,有的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有的四处流动,有的融入其他非洲人族群。通过对奇孔达人的论述,本文提出了“非洲流动武装”的概念,指出流动武装现象在非洲历史上长期存在,在当前也未绝迹。所以,应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对当前非洲存在的流动武装进行认识。
    【关 键 词】葡萄牙/赞比西河/普拉佐/奇孔达人/流动武装
    【作者简介】刘伟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498年3月,葡萄牙人首次抵达莫桑比克岛。随后,葡萄牙人开始了在莫桑比克海岸的侵略和征服,占领莫桑比克岛和索法拉,控制了莫桑比克的海岸地带。从16世纪30年代起,葡萄牙人开始注目内地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希望找到并控制传说中的黄金产地。为此,葡萄牙人投入极大的成本远征内陆,并逐步在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域建立起据点。
    葡萄牙人在沿赞比西河地带的存在主要通过“普拉佐”的形式体现出来。葡萄牙国王将殖民者在外掠夺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私产,称其为“王室领地(Crown Estate)”,然后又将这些土地“赐予”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并发给土地凭证,授予土地占有者封号,还给予额外的赏赐,以此表明所有土地属于葡王并强调土地占有者的臣服地位。葡王所“赐予”的这些“王室领地”就是“普拉佐(Prazo)”,而这些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就是“普拉佐领主(Prazero)”。普拉佐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一种制度形式,实施这种制度的两个典型一个是南美洲的巴西,另一个就是非洲的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域,主要在今莫桑比克一带,本文将其称为“赞比西普拉佐”。
    赞比西普拉佐的生存、发展与一个被称为“奇孔达人”的特殊群体密切相关。奇孔达人是一群被武装起来的奴隶,主要是黑人。这些武装黑人奴隶由葡萄牙人或有葡萄牙血统的人指挥,负责保卫普拉佐,为普拉佐进行武装掠夺和贸易活动,是普拉佐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奇孔达人以赞比西普拉佐为依托,主要活跃于今莫桑比克、赞比亚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还有的在马拉维、津巴布韦北部、坦桑尼亚南部一带活动,甚至有的足迹远至今安哥拉和刚果(金)。
    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时期,殖民政府曾组织人员对区域内族群进行调查,拉尼?普尔的《北罗得西亚东方省的土著部落》①、伊恩?坎宁森的《北罗得西亚卢阿普拉地区的人民》② 涉及了对奇孔达人的调查研究,也提及了葡萄牙殖民者尤其是奇孔达人指挥官的活动。布隆尼斯洛?斯特凡尼金和希拉里?德?桑塔纳的《奇孔达“佣兵队长”的兴起》③ 则论述了几支著名的奇孔达人队伍的构成、来历及活动,还对几个著名指挥官的生平和活动进行了介绍。
    M.D.D.纽伊特和艾伦?伊萨克曼是研究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两个最重要的学者。纽伊特的《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普拉佐体系的历史解释》④ 一文和后来的《葡萄牙定居点在赞比西:东非的探险、土地使用和殖民统治》⑤ 一书对普拉佐的兴起过程、社会组织、土地制度等进行了论述,后者更是对重要的普拉佐领主的活动、重要的普拉佐之间的战争以及普拉佐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迁进行了论述。艾伦?伊萨克曼是著名的莫桑比克历史和社会研究学者,他有关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研究有很多。例如,《莫桑比克:一种欧洲机制的非洲化——赞比西普拉佐,1750—1902》⑥ 从“非洲中心”的角度论述了葡萄牙普拉佐在赞比西河地带的本土化,认为普拉佐已不是什么欧洲势力在非洲扩张的“杰作”,而是日渐成为一种非洲化的机制,普拉佐领主阶层也日益本地化;《奴隶与奴隶之外:中南非洲动荡世界里奇孔达人种族认同的塑造,1750—1920》⑦ 全面论述了奇孔达人的形成与演变,着眼于这一群由来自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人构成的复杂群体如何演变成一个具有集体认同的族群的过程。伊萨克曼还有多篇关于赞比西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论文,《中南非洲奇孔达人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历史》⑧ 基本上是一部奇孔达人兴起和早期发展的简史。《作为跨界人群的普拉佐领主: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⑨ 和《跨界奇孔达人和殖民前中南非洲的跨界人口流动:1850—1900》⑩ 则以跨界人口流动为视角分别对普拉佐领主和奇孔达人进行了论述。将普拉佐和奇孔达人的历史看作是一段人口流动的历史,同时也认为普拉佐和奇孔达人在这种人口流动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
    一、赞比西普拉佐与奇孔达人的形成
    葡萄牙人以莫桑比克沿海据点和内陆的塞纳(Sena)和太特(Tete)两个行政中心为基地不断沿赞比西河深入。当时,内地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内争不断,导致实力大衰,之前臣服的族群纷纷摆脱或寻求摆脱控制。葡萄牙人乘机参与王国内争以攫取贸易和土地特权。1589年,莫诺莫塔帕王国统治者内格莫(Negomo)为了巩固争夺得来的王位,将一片土地让与葡萄牙人,这是葡萄牙人从莫诺莫塔帕王国最早“合法获得”的一块土地。内格莫死后,后继者鲁塞雷(Rusere)对葡萄牙人更加依赖,他让与葡萄牙人的土地更多。1607年,他将一片土地转给太特的一个葡萄牙商人,因为这个商人拥有一支4000人的佣兵队伍。鲁塞雷的继承者马武拉(Mavura)则完全受葡萄牙人的控制,成为不折不扣的傀儡。据说他甚至在1629年将整个王国让与葡萄牙人,作为葡萄牙人帮助他维持统治的报酬。葡萄牙人还利用王国分崩离析的形势,或打着为王国“平叛”的旗号,或直接通过武力征服,从那些原受王国统治的族群手中夺取土地。到17世纪中期时,葡萄牙人已经在沿赞比西河的地带建立了不少居住点,控制了大量土地。为了将这些土地纳入葡萄牙王国版图,并让土地的主人效忠王国,葡萄牙统治者在这些地域推行普拉佐制度,一个个领有大片土地的普拉佐在赞比西河两岸的地方建立起来。
    普拉佐领主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奴隶或强制当地人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其他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强征税赋、猎象、掠奴以及进行长途贸易。普拉佐的这种经济模式与当时东南非洲的经济特点密切相关。当时东南非洲沿海由阿拉伯人、斯瓦西里人以及少量的欧洲人占据,他们主要从事贸易,以廉价工业制品和枪支弹药从内陆换取黄金、象牙和奴隶。除了这种正常的交换活动外,它们还对东南非洲内地进行武装远征,直接猎取象牙和掠奴。有的则凭借自己手中的优势武力参与内陆族群的争斗,以此获得黄金、象牙、奴隶等物,并能与某些酋长建立优惠性的贸易联系。在当时的情况下,仅象牙和奴隶两项就能给普拉佐领主带来巨大的利益,基本上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定居性生产。此外,普拉佐领主虽然名义上占有大片土地,但由于人力不足以及对广大地域的控制力不够,也无法利用这些土地进行大量生产。即便进行大量生产,所产出的产品也可能处于普拉佐周边族群的觊觎之下,且这些产品的利润相比较也不如象牙、奴隶诱人。
    为了保证普拉佐领地的基本安全、小规模生产的持续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进行,普拉佐领主需要一定的武装力量。而像强制劳动、强征税赋、掠奴等活动也会引起一些族群的敌视,还有土地控制争端、贸易争端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武力做后盾。然而,地理上的分散和交通不便使各普拉佐很难联合互助。普拉佐名义上受葡王辖制,普拉佐领主是葡王的“封臣”,但实际上来自“封君”的保护却少之又少。根据当时葡萄牙军事管理者的估计,保护塞纳和太特以及内陆主要的贸易中心曼尼卡(Manica)和宗伯(Zumbo)至少需要500人。如果要有效地防护所有普拉佐,500人根本不够。而实际上,整个十七八世纪,在这一地区的葡萄牙武装很少超过200人(11)。“由于缺乏一支有效的殖民军队,普拉佐领主们就征召和武装奴隶。”(12) 大部分普拉佐领主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并且还可以通过购买或抢掠获得奴隶,所以奴隶的人力资源比较充足。于是领主们就从奴隶中挑选人员,为他们配备武器尤其是枪支,加以训练,并派自己信任的人担任首领组成武装队伍。
    出于安全的考虑,普拉佐领主往往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人混合在一起组成武装队伍。因此,最初组成武装队伍的奴隶的来源比较复杂。按今天的国界,他们有的来自坦桑尼亚,有的来自赞比亚,有的来自马拉维,有的来自津巴布韦,有的来自莫桑比克,还有的来自安哥拉(13)。也有的武装奴隶直接来自普拉佐所在地区或者普拉佐附近地区,尤其是后期,一些普拉佐领主直接从自己的土地或邻近的土地上招兵买马。一些普拉佐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通加人(Tonga)、恩森加人(Nsenga)集中的地区,这些普拉佐中的武装奴隶就有很多的通加人或者恩森加人。当某一地区出现饥荒或者招致外部侵袭时,一些当地人也会选择自卖人普拉佐为奴,以获得食物和保护,这些人中有些也会成为武装奴隶。
    由于这些武装奴隶掌握使用枪支的技术,主要从事武装活动,并且深受普拉佐领主倚赖,因而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地点,不与其他的奴隶混杂。其村子一般位于普拉佐中的重要地段,这本身就是特权地位的一种体现。这些武装奴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普拉佐安全、镇压其他奴隶反抗、征收税负、为领主猎象、掠奴、从事长途贸易等。完成领主交给的任务后,这些奴隶能接受奖赏或津贴,还可以从领主那里分得武装活动的收获品。
    这些武装奴隶服从统一的指挥,有自己独立的等级结构。指挥官具有极大的权威,除了指挥各种行动外,还负责分发从普拉佐领主那里得来的报酬和赏赐、惩罚违纪者和使巫术者、解决下属之间的争端等。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武装奴隶只认指挥官,不认普拉佐领主。当普拉佐领主想解除指挥官的职务时,他们甚至还起而反抗或以反抗相威胁,阻止普拉佐领主的行动。
    由于享受种种特权,这些武装奴隶瞧不起那些单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以及农民,并且逐渐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武装奴隶首先在着装上就异于一般奴隶和农民。印花布是当时欧洲与中部非洲和东南非洲进行贸易的时新商品,是非洲人认可的财富象征之一。由于这些武装奴隶经常有机会从事武装和贸易活动,并且能从领主那里获得赏赐,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印花布用于着装和装饰(14)。这些武装奴隶还在身体上做标记,比如,在眼部下方刺黑点、锉缺门牙等,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也显示狰狞(15)。这些武装奴隶还发展出了一套仪式,在新人加入以及表彰勇敢行动时使用。对这些武装奴隶来说,作战后凯旋和狩猎满载而归最值得庆祝,在这个时刻,他们往往会有自己的特殊仪式,并跳自己的舞蹈。这些武装奴隶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注意强调自己的独特地位,贬斥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奴隶和农民(16)。这些武装奴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混合体,既有奴隶从原属的不同地区带来的语言成分,也吸收了普拉佐所在地区的语言成分,还有一些葡萄牙语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武装奴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并获得了一个与其职业特点相适应的“威猛”称呼:奇孔达人(Chikunda)。“Chikunda”一词来自绍纳语“kukunda”,意为“征服”。这一称呼最先使用大约是在17世纪中期,只是普拉佐领主用于称呼自己的武装奴隶,后来随着这些武装奴隶新认同的形成,奇孔达人就成为这一新集体的通用称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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