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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安事件的舆论建构与18世纪中期法国的思想气候(2)


    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达米安坚称是他“个人所为”,“没有任何人”唆使他犯这样可怕的罪行,(13)法官们最终也没有审出任何实质性的阴谋集团或同谋共犯。在案件结束之后出版的长篇审讯记录中,官方最终给出的结论是:达米安是一个孤立的狂热分子,刺杀行动没有同谋共犯。(14)既然不是受某个阴谋集团唆使,那么如此令人惊异的行为总有动机。有人将其动机归之于特殊因素,即达米安个体精神或心理失常。这种说法最早在宫廷集团中产生,他们想借此让国王安心,吕伊纳公爵是该说法最有力的传播者。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司法观念的变化,达米安成为一些学者进行病态心理学分析的典型案例。(15)
    然而,检视官方的审讯记录,根据达米安自己的供述,18世纪50年代上半期高等法院与王权在拒绝临终圣事和财税问题上的争论,国王听不进高等法院的谏诤,对民众所遭受的灾难熟视无睹,是他起意“触动”国王的重要原因。(16)达米安的同时代人巴比耶在浏览了达米安案的审讯记录后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根本不是刺杀两亨利(亨利三世和四世)的凶手——克莱蒙和拉瓦亚克那样的宗教狂热疯子,相反倒更像是一个“高等法院狂热分子”。(17)因此,一些史学家认为,18世纪中期法国以高等法院和詹森派为一方,以教会和王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宗教—意识形态论战,影响已渗透到社会下层,正是“这些时事激扬的话语”,促动达米安前往凡尔赛给了路易十五一刀。(18)
    对达米安刺王案行为动机的解释,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学者们选择的视角,很难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该案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公众舆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历史学家在描述该案的舆论反应时说:“刺杀国王的消息在巴黎引起极大的轰动”。(19)也正是在这种公众舆论密切关注的情境中,(刺杀)“行为”得以被建构为“事件”,界定着社会公众的想象,同时也折射出公众的判断和认知。(20)因此,达米安刺杀案,犹如18世纪中期一个偶发的燃爆点,瞬间照亮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和集体心态,为我们窥视这个时代法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契机。
    首先考察达米安事件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传播和建构机制。达米安刺杀国王案发生后,新闻报刊迅速将消息传递到法国和欧洲各地,并成为1757年前几个月舆论密切关注的热点。在信息的流播过程中,达米安事件模糊混沌的面貌特征逐步形成。1月5日事发后,巴黎官方的《法兰西公报》在1月8日率先作了公开报道。在有关凡尔赛宫新闻部分,该报以其一贯的风格,流水账般地记述了自新年开始以来国王及皇室的活动。有关刺杀的报道仅限于过程的描述:刺杀经过、国王受伤情况、伤情观察以及领受圣体祈祷上帝庇佑早日康复。报道呈典型的官方风格,行文平铺直叙,措辞毫无色彩,国王本人始终占据着叙事中心。关于凶手,仅中间交代了短短一句:“人们当场逮住了暗杀者,将着手对他提起诉讼”。(21)但这则报道是关于刺杀现场情形的权威消息源。(22)接下来,1月11日的《布鲁塞尔报》,1月14日的《阿姆斯特丹报》、《乌特勒支报》、《科隆报》,1月15日巴黎的《信息汇览》(Annonces,affiches et avis divers)(23)以及1月18日的《阿维尼翁邮报》都报道了刺杀消息。(24)事件从巴黎迅速传播到北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向南欧和东欧传布,直至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
    在报道内容和措辞风格上,与《法兰西公报》相比,《科隆报》1月14日刊载的通讯叙事要生动得多,报道内容基本包含了人们感兴趣的关键点。文章第一段起首直切主题,“这个可怜可恨的弑君者,雅克·克莱蒙和拉瓦亚克的凶恶而令人憎恶的后继者”,“昨天晚上侵犯了国王的圣躯”。接着语焉不详地描述了刺杀的经过,然后介绍凶手基本的身份背景:“据说是阿拉斯人,曾在巴黎数户人家做过仆人。”在交代完与案件本身直接相关的要素后,文章第二段转向案件引发的外部反应:人们前往教堂供奉圣礼为国王祈福;高等法院首席院长被召集来商讨审讯事宜;关心诉讼程序如何以及最终怎样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谋杀者。(25)《科隆报》的报道文本包含着一个较为完整的意群(syntagme),它向读者大众构建了一幅从“核心”(刺杀行为)到外围(一系列反应行为)的事件图像,“该文本代表着诸多报纸总体性叙事的缩影”。(26)由此,达米安刺君行为开始与广阔的社会元素相遇聚合,共同组构成所谓的“达米安事件”。
    从案发直至达米安在格雷夫广场被酷刑处死后,报纸新闻不断地往这个事件上添加新的质料。根据里昂第二大学18世纪研究中心的集体研究成果,有关达米安案的报道主题至少可以分解为五个子系列:1)国王的健康状况;2)对达米安的审讯和起诉进程;3)国王遇刺及其后身体复原消息引发的社会反应;4)有关达米安身份、家庭、亲属、生平、态度和动机等一系列个人情况;5)不同环境下的观点态度和公众关注情况。(27)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让达米安事件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然而,这些信息并未如宫廷和王国政府所愿,起到“稳定民众思想”(28)的作用。相反,在“秘密运作”的专制体系下,由于审讯程序不公开,舆论的关注使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新闻媒体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凡尔赛宫的预审开始,在各家报纸不断强调的‘隐情’的刺激下,达米安诉讼案将舆论广泛地动员起来。尽管人们猜测拘禁关押在巴士底狱时讯问已有进展,但一切都非常模糊不清,记者对此亦诉之于揣度。”(29)从达米安由国王的警卫手里移交到司法机构,由于来自官方信息披露的缺位或匮乏,新闻媒体一直重复着殊难证实的消息。
    正是案情的这种“神秘性”,加之大众心理对戏剧性、轰动性、恐怖和暴力事件的窥探癖好,使人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达米安刺杀国王的动机究竟何在,在审讯中他招供出了什么,会在什么时候处决他?对于这些疑问,没有人能够提供具有准确的权威答案。报纸上虚假新闻泛滥,乃至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报》对此哀叹道:“在大量四处流播的混乱消息中,很难分清孰真孰假。”(3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