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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5)


    首先来看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先行研究曾对此有过分析总结,指出:“他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笔者注)致以赞美之辞,热切期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长野朗的对华观中,虽然包含了不少良好的思想成分。但长野朗又是个主张国权的中国通,在他的中日问题观里面,蕴藏着许多偏激狭隘的思想要素。”(13)
    例如,长野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系列丛书》的财政经济篇中贬低中国:“混乱不堪,极不统一的状况随处可见,这是中国财政的特点。……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等,从表面上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实际几乎全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徒具虚名的计划势必落空。……要想进行建设的话,必须先进行一次极端地治理。”(14)而关于具体的治理办法,他在此前的著述《被白祸困扰的中国——走向亚洲联盟》中早已有过涉及,即“日本与中国若能团结,则可以增进物质之幸福,与欧美势力对抗”。同时,因为“英美在欧洲大战中难堪嫉妒之火,对日本独自在华搭建舞台白眼相向,率先在巴黎和会上挑拨离间了中日关系”(15),更有必要相互“团结”,予以反击。这套理论,显然与当时要求“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完全步调一致。更何况,他始终对日本的“满洲利益”、盟主地位持拥护态度,其亚洲主义终究不过是侵略性的东西、偏离现实的架空思想而已。
    对于这种富含欺骗性的思想,刘家鑫和王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同流合污,默认日本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为了日本的所谓自存和生命线,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坚持对日本单方面有利的中日合作联盟……蕴涵了日本的傲慢与霸道,其中日合作联盟论并非是平等的合作与联盟,而是在日本主导之下的、符合日本侵略扩张意志的合作与联盟。”(16)
    故从以上分析来看,在长野的亚洲主义言论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他所主张的,由日本给中国提供技术,由中国向日本提供资源的“日中合作”具体办法,(17)显然与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洲主义论》中的理论如出一辙,其中包含了“日本盟主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承认,以及对西方的敌视等消极要素,带有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普遍特征。
    那么,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长野曾在1932年的《自治日本的建设》中,将自己主张农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第二,农业是产业的根本,生产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原材料;第三,农业在本质上说无法依靠个体性成立,而必须是协同性的、共存性的东西;第四,农业的骨干是依靠土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构成了国家组织的基础。”(18)对此,有评价称:“第一点到第三点是农本主义者之间的共识,第四点将国家推向了前台,是特殊的、长野专属的东西,故可以说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连接点。”(19)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