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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7)


    四、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上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长野朗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梳理分析。接下来将探讨的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是如何关联的”这一核心问题。若按前述丸山、户坂先生的观点来看,侧重对内问题的农本主义与侧重对外问题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精神主义这些媒介发生相互联系的。而从长野朗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似乎还具备了以下三点具体的关联。
    (一)阶级意识
    首先,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若以此角度来看,其亚洲主义显然处在农本主义的延长线上。
    从当时的时局背景来看,自1918年“米骚动”以来,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经济萧条,日本国内局势持续动荡,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外部左翼思想的作用,劳动阶级对资本家剥削行为的反感、农村对都市而来的“剥削”行为的反感日趋增强。在此背景之下,不仅是社会各界精英分子及传统右翼团体,就连一般民众也开始将视线集中在国内问题上,阶级意识骤然升高。故可以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焦点与一战时期不同,并不在于对外问题,而显然在于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问题。
    以民众为出发点的长野也不例外。他在此时期对国内问题兴趣浓厚,不仅参与了犹存社和行地社的“国家改造运动”,而且也极为关心农本主义,里面自然将包含不少独自的特性。有研究者曾认为: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以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论’为基础,描绘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市〈资本家对劳动者〉对农村)对后进国家’的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也就是说,第一,都市中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第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都市与农村的斗争;第三,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斗争。因为后进国家(有色人种)一般都是农业国,故第三种斗争实际上是都市与农村对立的延续,故其追求全世界农民的连带,尤其是与中国农民的连带。”(26)
    从这一“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来看,显然所有的斗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为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中,第一点与第二点斗争属于国内问题,与当时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相互贯通;第三点斗争属于对外问题,与亚洲主义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在长野身上,“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并未仅仅停留在国内问题上,而是进而扩大为对外问题。
    同时在该构造中,日本似乎被放在了双重立场之上。在国内问题上,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都市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都市与农村的斗争;而在对外问题上,又摇身一变成为有色人种的后进国家,有着与白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必然宿命。这一双重立场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与当时日本遭到“白祸论”与“黄祸论”双重夹击,即被视作白人集团一员受到亚洲各国抵抗的同时,又作为有色人种国家不被列强承认的窘境恰好一致。
    据此笔者认为,长野从阶级意识出发,对内主张“剥削之都市与反抗剥削之农村”的农本主义,对外主张“剥削之欧美先进国家(白色人种)对反抗剥削之亚洲后进国家(有色人种)”的亚洲主义。而且因为当时亚洲的后进国家大多属于农业国,故后者实际上处在前者的延长线上。换句话说,在长野的思想中,正是凭借阶级意识“从内向外”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其农本主义向亚洲主义的“扩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