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正 胡其柱：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57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陈德正 胡其柱 参加讨论
三、《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是晚清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该报由传教士林乐知主持创办。林乐知（Young Allen），美国传教士，1836年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23岁来华。来到中国后，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国度，遂决定创办《教会新报》，以增进中国人对基督教和世界的了解。1874年，《教会新报》改称《万国公报》，仍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但为了吸引读者关注，增加了有关西方历史、人物和科学的知识。林乐知、韦廉臣、艾约瑟和高葆真等人都曾分别撰文，介绍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文化。 林乐知《论希腊罗马古时风俗》一文讨论了希腊罗马衰亡的缘由：“余读欧洲古史，见希腊罗马之在昔时，亦至雄盛之国也。其后日就衰败者，皆由于国民风俗，贪幸福而仇公德，又于一切学问事业，皆不讲求，惟名誉利禄之心，日增月长，顽固狠戾，闇无闻见，般乐怠敖，荒嬉不节，相与骄矜自是，玩忽优游，而孰知国势则已日非矣。”[21]在林乐知看来，希腊罗马衰亡的根本缘由在于教化不兴。教化乃风俗之原，教化不兴，风俗自然败坏。这一逻辑与儒家治国论颇为相近。儒家同样认为，风俗教化乃立国之本，本不正而国无以立。但林乐知所谓的风俗教化乃指基督教，与儒家所谓的伦理道德迥异。故而，在林乐知看来，中国衰敝的根源也在教化风俗：“中国自二千年来，一切教化，一切风俗，何其似希腊罗马当日之□（注：脱漏）也。”[22]其隐含的推论，自然是希望中国接受基督教，从根本上提升风俗教化。 在《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一文中，林乐知分析了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地位。据其描述，古希腊女俗与中华女俗非常相近：“考希腊古传古诗中，所载女子忠孝节义之故事甚多，殊令后之读史者惊奇叹赏，以为古世女人，得释放而免幽闭，有美德而无恶俗，有若是之甚者。”作者又以小字补充说：“东方印度、中华古时女人亦有此等美德。”[23]随后，林乐知指出，希腊立国以后，希腊女人“遂划然分为两途，一为有节之女，皆杜门不出，不见外人，不问外事者也。一为无耻之女，希腊人称为赫底拉（译即妓女），专在外面，与男人往来，男人之私欲，因此大兴。……古之所谓上等女人者，惟此幽闭之女人而。”作者再次将其与中国女子相对照：“此与近日中华女俗正复相同。”[24]以中华作为潜在参照来描述古希腊罗马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此文一大突出特点。 林乐知多处引用修昔底德论断，说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无论其貌之美与丑，行之善与恶，才之工与拙，总不外乎一端，即不为人所齿及也。”[25]对于柏拉图所谓的希腊男女平等论，林乐知认为与事实相悖：“其论男女，皆言同等，并无贵男贱女之说。但照当时之风俗，则大与其言论相背”。 [26]他甚至认为希腊妇女地位比中国妇女低下：“此语较之中华之无才为德，更有进矣。无才为德，只具不求表现之意，若希腊人之以不齿为德，此真幽闭女人之极则矣。”[27]至于罗马妇女，在早期尚可以跟随丈夫赴亲友宴会，留亲友茶饭时，亦可以同席就坐，地位较希腊妇女略高。[28]但是，进入帝国时代后，由于沾染东方诸国陋俗，罗马逐渐变成了“天下恶俗荟萃之区”和“天下藏污纳垢之所”，“女俗大坏”，失去了自主地位。[29] 在此文中，林乐知一方面将希腊罗马妇女与中国妇女相对照，认为两者的地位颇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指出现代欧洲妇女地位已发生绝大变化，从而无形中将中国置于了“不变”、“落后”的境地。文章结束时，林乐知劝说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因为归根结底，欧洲进步的动力在于基督教，欧洲女性“释放长进”全赖基督教：基督教道“保全女人之名节，各守一妻，不准外好，妻死之后，始得释放休妻之案。”“凡奉基督教之国，必兴女学以造就之，使女人皆得各就其质性之所宜成为合用之材，以求胜于男人，表明其为可敬可重之人类，皆教道所结之善果也。”[30]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是英国苏格兰人，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855年，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他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希利尼原流备考》、《续希利尼原流备考》、《希利尼贤哲纪略》，简要介绍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如达底士（泰勒斯）、恩比多吉立士（恩培多里克）、阿纳哥拉士（阿纳克萨格拉）、所哈达底士（苏格拉底）、八达哥拉士（毕达哥拉斯）、百拉多（柏拉图）、阿里士多得（亚里士多德）等，并且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三篇文章合起来，堪称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中文简史。 韦廉臣的另一篇文章《希利尼律例备考》，讲述了希腊三位政治家的生平和立法。第一位是米诺斯，称其“所造律例甚善，惜书阙有，今难考其详矣。”[31]第二位是来库古，谓其立法为斯巴达奠定了尚武传统，使其“所向无敌，与外国角胜无不获捷”，但由于“徒知奋武，不思奎文，以至诗书扫地，即技艺亦非精良。”[32]第三位是德拉古，称其“为雅典律例之祖，其所定立法过重，律极残苛，如盗窃虽草芥杀无赦。”[33]这是第一次集中论述希腊政治的中文著述。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相比，此文章对希腊政治家的介绍相对客观，既指出了其主要功绩，又没有回避其不足。 艾约瑟的《希腊性理纪略》介绍了古希腊几位著名哲学家，如他理斯（泰勒斯）、亚那西美尼（阿纳克西米尼）、亚理斯多地理（亚里士多德）、严彼多几里（伊壁鸠鲁）等。文中称“他理斯（泰勒斯）为其一，先孔子八十九年而生，设教于其国，人皆以彼为创谈性理之祖”。[34]这一叙述明显具有突出西洋文明，消解中国士大夫唯我独尊心态的意图。高葆真在《雅典法政之起原》一文中，介绍了雅典早期的法政历史，认为梭伦改革促进了雅典文明，克来夸登伊司（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上下为一体”，“雅典得为民政之国，而宁静久之。”[35]在此文中，雅典早期的法政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与中国政治之沉静形成鲜明对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