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批判史学传统的现代转向(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29 《学术前沿》 朱孝远 参加讨论
揭示现代国家起源的斯特耶 在西方，有把历史演化看成是断裂而非延续发展的传统，致使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与历史真实相悖，新事物成为无本之源。对于这一点，有学者站出来加以纠正。在不否定历史发展存在飞跃的前提下，提出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的代表性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查理斯·哈斯金斯(Charles H.Haskins)和他的学生斯特耶(Joseph R.Strayer)。出于对布克哈特过于文艺复兴近代化的反感，哈斯金斯出版了《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指出14世纪文艺复兴的那些文化特点，其实早在12世纪就出现端倪。斯特耶的研究领域是中世纪政治史，他所著《封建主义》⑥一书，概括出封建主义的三大政治特征：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也通过契约被掌握在私人的手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斯特耶的看法曾经影响了几代学习欧洲中世纪的人们，激励着他们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今天，年轻的历史学者，有时仍然会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却无人能完全否认这个看法的精辟性。 斯特耶的精彩处，是在他的封建论遭到学界严厉谴责后写成的另一部著作。斯特耶深感社会转型不可能由一个单一事件来完成，决定深入到当时历史的细部去作深入考察。他思考了一些重大问题：现代国家与中世纪制度有何不同？现代国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现代国家在发展时会遭遇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使斯特耶的探索带上了前所未有的严肃性。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了初步答案，于是开始讲授这方面的课程。数年后，他把讲稿汇集结成书，这就是那本197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按照斯特耶的说法，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国家奠基于1100～1600年间欧洲产生的制度之中。现代国家产生要有四个条件：政治体制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长期维持；非私人的、相对永久性的制度；对最后裁决的权威需要共识的形成；忠于这种权威的理念。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制度发展中，斯特耶还看到了一些变化：12至13世纪政府行政化的加强；14～15世纪社会的不稳定及战争；1450～1600年间政府专业化和制度上的完善。这些因素导致国家的重要性、完善性增强，最后终于从中世纪的泥潭中脱颖而出，构成难以形容的和谐意境及绚丽多姿的现代色彩。 在斯特耶那里，国家一词是用state来表示的，因而有别于纯粹以疆域、领土来界定的country。state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除了指国家、政府外，还指政府体制和政府机构的发展。从古代、中古欧洲历史的沿革来看，国家的资源其实并不富裕。欧洲的古代国家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二是像雅典、斯巴达那样的希腊城邦。前者不过是军事上的联合体，被少数人统治着，缺乏民众、外邦人对于帝国政治的参与；后者民众是积极参与了国家事务，但地域过于狭小，常常缺乏统一的基础。在中世纪，涌现出的是一个个体制落后的日耳曼人小王国，大搞个人忠诚，政治上的分散割据，大大削弱了国家体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要在中古欧洲的薄弱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却是最为“典型”的，中古的欧洲把一切疆域、制度、政治形式的边界都抹掉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国家，或者说，要想深入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需要禅精竭虑，其中的艰难常常会令人却步。 这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对处理边界模糊的中世纪国家轮廓的整合意识构成了斯特耶探索的起点。主权问题、职官的专业化问题、对国家的忠诚问题、政府的制度化问题，这些都需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但是，对摇曳不定的中世纪欧洲的国家轮廓又不能用严整的框子来限制，研究者并无可能把现代国家的要素强加于不固定的、朦胧的中古国家轮廓之上，只得运用历史的方法，去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去加以寻找，加以整合，赋予类型，就像在制作一件百纳衣。例如：在9至10世纪，一些已经在地方上站住了脚跟的贵族，通过强化地方治安和管理，让人们对其产生了依赖感和“忠诚”。这种对贵族的依赖与对国家的忠诚性质迥异，却需要重视，因为它显示出“忠诚”与政治权威作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可能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有用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斯特耶强大的整合能力和自发的灵感，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师。 同样的职业敏感让斯特耶去关注像英国、法国这样从中世纪王国厮杀中走出来的优胜者。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致使这两个国家能够“优入圣域”，成为取代众多蛮族国家的新兴国家。这个发现，不仅使斯特耶进入了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也使他总结出了有别于中世纪的国家特征：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制度、国家司法、国家税收制度等，这些看法为学术界所接受，成了用来衡量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主要标准。⑦ 斯特耶的长处之一是善于从最不起眼的研究中发现重大线索。他发现，1000年后的战争减少和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一种条件。他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的忠诚是有区别的：“在国家和民族主义比较一致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民族已被分割到许多国家，如德国；或一个国家统治着许多民族时，如哈布斯堡王朝，就会产生忠诚的冲突。”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时会出现冲突。斯特耶暗示：只有当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变得高度一致时，或者当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两者高度统一时，才会出现民族(nation)即国家(state)、两者同义的现象。 斯特耶的政治睿智包含着对国家发展的非常细致的观察，也包含着优化国家制度的真知灼见。他指出：国家部门常常由不同的人士组成，但政策的制订者与政策的实行者常常会产生冲突。政策的制订者脱离实际，缺乏足够的信息，常常会按照惯例行事。而政策的实施者却是经验丰富、信息充裕的官吏，他们的见解常常更容易令人信服。15世纪的欧洲君主发现：对几十个政策制订者的改造比较容易，对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吏进行改造却相对困难。国家的发展就要填补两者间的鸿沟，使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力共进。为了实现这一进步，选用能人来制订政策、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也许是个好办法。政策的制订者与政府部门的官吏们协调一致了，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承担起国家部门的职责。 与此类似，由于15、16世纪的国家是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政府官吏由专业人士和贵族两部分人士组成，两者之间会形成鸿沟。为了提高效率，任何行政部门都会任用专业人士，但这导致了新兴专业官吏与传统贵族之间的冲突。斯特耶认为，对国家的发展而言，要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趋势。官吏的专业化即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水到渠成才能成功。如何化解现代体制兴起时不同出身官吏间的矛盾，填补他们之间的沟壑，是现代国家兴起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政府部门强大后，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握有实权，会独立、自主，常常威胁到君主们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君主们处于两难之中，控制太紧，政府的效率就低下；充分放权的话，各个部门又会桀骜不驯，失去控制。作为一种平衡，英君主们采取了分权的策略：如设立多个国务大臣(Secretaries of State)，或者设立专门的外交委员会(Council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和专管殖民地贸易的委员会。斯特耶告诉我们：有段时期，英国和法国都曾实行过让一位、两位、三位甚至四位国务大臣来处理外交事务的现象。17世纪的英国，设置一位国务大臣专门处理英国以北国家的外国事务，另一位则专门处理英国以南的外国的事务，包括协调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16世纪的法国设有四位国务大臣，每位分管国内的一个区域，并要处理与这一区域相邻国家的事务。这样的管理方式是落后的，但这也是通向必然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小插曲。斯特耶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设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外交部)是势在必然的，只不过需要时间，先进的体制最后总会穿过阻碍而获得胜利。 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也是斯特耶精心考虑的一个问题。国家制度发展后，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拥有各种资源和生产机构的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矛盾，如何化解矛盾、实现共赢，需要政治智慧。 现在已经难以猜测斯特耶这部作品最初的性质了，据斯特耶自己说，他这部书的雏形来自于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要求他开设一门与这样的课程。其后几年中，斯特耶形成了一些看法，在1965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他的观点，曾经得到了数百位同行、同事和学生们的批评。如果想到这是一部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斯特耶在其作品的最后部分阐述其对现代国家未来展望的做法感到惊讶。他阐述理想，希望能够对他所处的时代，对国家制度的进步，提出一点建议。 斯特耶生于1904年，死于1987年。在悼词中人们是这么评价他的：“斯特耶，美国历史学家，是美国首位真正的中世纪史学家查理斯·哈斯金斯的学生，他指导了斯特耶的学业，给予了斯特耶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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