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与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18 《史学集刊》 曲升 参加讨论
一、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 1960年代中期，美国外交史学正值兴盛却尚未形成一个体制化、专业化的自治共同体。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外交史学者相互关系的疏离和淡漠，而是说他们的学术交流主要是个体性的，至多带有“小团体”的性质。他们往往以个人身份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或者在因师生关系结成的私交甚密的同门学派内进行频繁的学术交往。这种私人性质的学术交流，尽管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不无助益，却毕竟范围有限，难以在更大学术圈子内集思广益、凝聚认同，也与外交史学显赫的学科地位不相匹配。鉴于此，1965年，费城拉萨尔学院(La Salle College)青年学者约瑟夫·P.奥格兰迪(Joseph P.O'Grady)向外交史学大家托马斯·A.贝莱(Thomas A.Bailey)提出建立一个美国外交史学专业组织的构想，并得到后者的首肯。随后，由奥格兰迪、亚历山大·德康德和戴维·M.普雷策尔(Dayid M.Pletcher)组成一个精干的组织委员会，历时两年奔走联络、周密安排，1967年4月，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芝加哥年会上，“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正式成立，贝莱被推举为首任主席。⑦ SHAFR开创者身处“盛世”，却“居安思危”。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传统“外交史”概念的狭隘性，因此首当其冲地提出了重新界定学科身份、使之更具包容性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他们就“外交”(diplomacy)、“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等用语的含义以及专业组织的命名展开讨论，并最终以“对外关系”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定义。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其他概念，“对外关系”概念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外交”强调政府间谈判，“外交政策”聚焦于政府决策过程，以及政策本身，两个概念均显狭隘，“国际史”概念则“大而无当”；“对外关系”一词则可以用来表示“民族(人民)和国家间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其他更多形式的全部互动”；⑧而“美国对外关系史”既是美国史的分支，又是国际史的分支，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显而易见。⑨根据这样的认识，他们把自己的专业学会定名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宗旨是“致力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即通过资助研究、举办年会和发行出版物等途径，推动美国对外关系史知识的研究、进步和传播”。⑩尽管他们还习惯地称自己为“外交史学家”，但开放、包容已成为学会的发展理念，内化为会员的学术本能。 1969年末，杰拉德·E.惠勒(Gerald E.Wheeler)主编的第一期《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SHAFR Newsletter)面世，向会员及时通报学会行政和学术动态，从而使巩固专业认同和增强专业吸引力成为可能。1975年8月，学会在乔治城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年会，并决定此后每年都举办年会。通讯的出版发行和年会的定期举办，增强了“同仁间的亲和感”(sense of collegial affinity)，(11)推动着学会走向成熟和兴盛。学会成立之初仅有会员80人，其中女性会员1名，(12)1968年达到200人，1977年达到700人，1986年达到912人，(13)1990年代中期更是创纪录地超过了1700人，其中女性会员近250人，(14)美国以外的国际会员占到近20％。(15) 为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进步，除了策划出版物、举办年会以加强同仁的相互交流之外，学会更具力度和长远意义的举措主要有两项，即筹集资金设立主要面向青年外交史学家的奖项和资助，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文献结集。 学会奖项和资助的设立，首先得益于杰拉德·J.博奈斯(Gerald J.Bernath)、马娜·F.博奈斯(Myrna F.Bernath)夫妇的慷慨捐赠。为纪念他们英年早逝的儿子、美国外交史学者斯图亚特，博奈斯夫妇于1972年底在学会设立了“斯图亚特·L.博奈斯图书奖”。随后，博奈斯夫妇又陆续捐赠设立了多项奖励和资助。学会自身及其同仁也不甘落后，开源节流、慷慨解囊，诸多资助和奖项纷纷设立，为学会实现经济独立和激励后学提供了财政保障。 截至目前，学会的资助和奖项共有18项之多，相对于其次级学科身份，堪称奇迹。资助(Funding)8项，分为面向博士研究生和面向教师两种，以前者居多。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奖学金”、“斯图亚特·博奈斯学位论文助研金”、“W.斯塔尔·浩特学位论文奖学金”、“劳伦斯·盖尔芬德—阿明·拉帕波特—沃尔特·拉夫伯学位论文奖学金”、“塞缪尔·F.比米斯助研金”、“迈克尔·J.霍根外语助学金”、“马娜·F.博奈斯奖学金”、“威廉·A.威廉斯年轻教师助研金”。奖项10项，除了“博奈斯图书奖”外，还有“斯图亚特·L.博奈斯讲座奖”、“斯图亚特·L.博奈斯学术论文奖”、“马娜·L.博奈斯图书奖”、“罗伯特·H.费雷尔图书奖”、“诺曼·格雷伯纳和劳拉·格雷伯纳奖”、“贝蒂·M.安腾伯格学位论文奖”、“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国际史论文奖”、“罗伯特·A.戴文和芭芭拉·戴文研究生差旅基金”、“阿瑟·A.林克—沃伦·库艾尔档案编辑奖”。 正如某项奖励的早期获得者罗伯特·贝斯纳尔(Robert L.Beisner)所言，“奖学金”不仅使学会大为增色，还激励了该领域年轻史学家的成长。(16)年轻史学家思维活跃，趋新求变，善于吸收新的理论方法，他们个体的成长带来的必然是学科的整体创新和转变。当今活跃在美国外交史学前沿、引领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跨国化潮流的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大多受益于学会的奖项和资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外交史学界具有结集、反思和批评的自觉性与优良传统。早在1935年，第一代专业外交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塞缪尔·F.比米斯与戈兰斯·C.格利芬就编写了第一本《美国外交史(研究)指南》，(17)而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为更大规模结集和反思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和人员方面的保障。首先，编撰出版了一批大部头、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和研究指南，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三部。第一部是由德康德、理查德·D.伯恩斯(Richard Dean Burns)和弗雷德里克·罗格威尔(Fredrik Logevall)主持编撰的《美国外交政策百科全书》，初版于1978年，再版于2002年。(18)新版百科全书共3卷，收入词条121个，皆由该领域最为研究有素的学者撰写，实际上是121篇上乘的研究论文(essay)。这些论文夹叙夹议，对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概念、主题、观念、运动和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析，不仅有利于对美国外交基本史实的了解，也为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便捷门径。第二部是伯恩斯领衔主编、41位编辑和92位撰写者参与的《170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指南》，共40章9255个词条，1983年一经面世便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案头必备，极大地便利了相关工作的开展。(19)之后，美国外交史研究突飞猛进，每年都有几百项研究成果发表。到1990年代中期，SHAFR理事会开始积极考虑推出新指南事宜，并于1997年延请美利坚大学教授贝斯纳尔任总编，实质性地开始了编撰工作。2003年《160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文献指南》(20)出版，共两卷32章，包括16000个评注性词条，堪称鸿篇巨制，被誉为“SHAFR版指南”。到2007年，学会又推出了由托马斯·W.齐勒(Thomas W.Zeiler)任主编的更新版“指南”，把2003年后的新文献纳入其中。学会对及时梳理总结新成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史研究，出版了几部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史著作。1981年，杰拉德·K.海恩斯、塞缪尔·沃克主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历史编纂的回顾》(21)问世。该书共包括论文16篇，其中11篇按年代顺序写就，4篇按地区分论，还有1篇探讨了今后20年将面临的史料问题，总体上反映了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大新问题和常见研究模式。1983年杰拉德·A.库姆斯出版了《美国外交史：两个世纪的常变解释》，(22)以时间为序，系统总结了各时代史家关于美国外交重大问题的见解，对于了解美国外交史学的起源、流变及现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上述两部史学史著作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即仅仅总结了史家的观点，却并未触及方法论层面的反思。进入1990年代，这一遗憾得以弥补。著名外交史学家迈克尔·霍根(Michael J.Hogan)担任《外交史》杂志主编以来，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最新动向和最新成果的追踪与总结情有独钟。他主编了史学史姊妹篇《美国在世界上：1941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强权之路：1941年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23)，汇集了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界不同问题领域的顶尖学者对最新论著的评论，成为了解美国对外关系史学新动向的权威之作。更重要的是，霍根高度重视方法论层面的概念路径和分析工具的讨论和总结。他与另一位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G.Paterson)一起，编辑出版了《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24)两版，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文化转向和国际史取向，以及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及时做出了总结和前瞻。 文献的结集和学术反思，是保证相关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上述综合性大型辞书和学术史著作，就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相关文献，以及理论概念、分析工具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为进一步的研究梳理了源流，提供了参考，指明了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医学因素
- 下一篇：社会文化史视阈下人的疾病及其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