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5:11:24 《学术研究》(广州)2013年 张艳国 刘劲松 参加讨论
冲击—反应论是“费正清时代”的灵魂，其影响盛极一时。费正清的众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如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等等。这些著作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冲击—反应论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大量拥趸，在不同场合得到宣传、阐发。客观地说，冲击—反应论是美国一个世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成果，被传播到中国后，对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主义历史观产生了强烈冲击，对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重建中国近代史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在冲击—反应论受到中国学者追捧的同时，其内在缺陷也暴露无疑。一是“冲击”的前提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潜在前提是西方，是西方对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的冲击，西方只是中国的参照系。问题在于，西方这个参照系是确定无疑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本身就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存在着诸多分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代西方本身时，这种虚假的一目了然的现象迅速消失。我们认识到19、20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时，往往众说纷纭，相持不下……当然我们对西方所‘知道’的[比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的。”西方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作为衡量中国的参照系呢？二是“反应”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对象是中国。那么，这里的“反应”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中国普通的目不识丁的民众吗？是长期居于深山老林不知世事变迁的原住民吗？都不是。“中国回应”中的“中国”是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中国地域广阔，人数众多，民族、语言等方面差异很大，尽管他们都处于一个文化体系中，但对西方的认识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所谓“中国回应”，也只是指少数精英人物对西方某些方面的回应。如果简单地把少数人对西方的回应作为整体中国人来看待，显然有失偏颇，有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除了“冲击”的前提和“反应”的对象不确定外，冲击—反应论还存在诸多具体问题，如该论只适用于晚清时期某些问题，而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该论多涉及政治内容，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论述，等等。也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冲击—反应论的经典作家费正清本人也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使其更切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其遗著《中国新史》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最清楚中国历史，正如美国和欧洲最清楚西方世界的历史，这种事实会促使中国和中国以外世界的视角不一致。”[3]在该书中，他强调，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中国。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不能把西方历史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由此可知，冲击—反应论的浮夸之风已逐渐消退，历史定位趋于平实，渐渐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传统—近代论。该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费正清、赖肖尔等人认为中国在19世纪以前的变化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即“[在每个东亚国家]里，思想与行动的主要传统形式一旦确立，就具有一种惰性，一种按照常规惯例持续下去的倾向。只要未和西方直接接触，它们就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未曾发生过根本变化’”。[4]美国当时几乎所有史学家都采用“传统”与“近代”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其中李文森对传统—近代论的阐述最为深刻，尤其体现在《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中。在该书中，他表示，中国的过去，从纪元前3世纪建立皇权——官僚国家开始直到19世纪，基本上是一派和谐景象，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默契吻合，文化上的各种选择，交织成一幅完整的图式，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个社会秩序如此稳定、和谐、平衡，它不仅无力凭借自身内部因素产生重要变化，而且还能抵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改革。外国的影响可能使其传统文化更加丰富，但在近代之前，这些影响绝不可能导致根本转变。根本转变只能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传统—近代论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只有通过外部力量的强烈冲击才能发生根本改变，只有近代西方才能造成这种冲击，冲击的结局是按照西方形象改变中国。这种理论依据最早来自于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所做的“哲学思辨”认为，只有当先进的欧洲介入中国历史发展时，中国历史的“终古如此的固定性”才能被打破，中国历史发展才能被纳入“世界历史”。[5]只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在80年之后变成了一种大行其道的历史观点罢了。 传统—近代论还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理论。根据美国学者的看法，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一整套学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中开始定型的。“当时冷战爆发，这种理论应运而生。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或者如一套‘传统社会近代化’丛书的编者们所称，‘一些宁静地区如何会变得生气勃勃’。”[6]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近代论还是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尽管西方学者对此刻意回避，甚至矢口否认，但是，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