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书·符瑞志》的政治意图及价值(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5:11:10 《求是学刊》2014年4期第 胡祥琴 参加讨论
二、《宋书·符瑞志》的政治意图 沈约所处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决定了沈约撰述《符瑞志》的思路与动机。《符瑞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这既表现在三卷主次分明的排列顺序上,也表现在具体内容方面。如上卷陈述人类历史上“天命”所降的“圣王”身上的各种符瑞,包括他们“不同寻常”的出生经历、相貌以及行为等;中卷专记瑞兽;下卷记载奇珍稀宝、矿产河水等(它们在历史上均被认为是祥瑞的事物)。上中下三卷所撰述的符应内容,主要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定,如“圣王”之中以开国之君和继位之君为重点,其他人君则以功勋多寡为序。 在《符瑞志》上卷中,沈约将刘宋的王朝史追溯至传说中的太昊帝伏羲氏,目的在于“证明”两个命题:一是以五德终始说为主线,阐述“禅让”的合理性,为刘宋政权禅自晋代的历史事实披上合法的外衣;二是大力宣扬天人受命思想,将天命与历史演进联系起来,拒绝一切具有“革命”性质的反叛行为,赞成“贫穷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为了证明这两个命题,沈约给传说中的伏羲直至刘宋诸帝分别涂上神学色彩。这些神秘思想,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神话传说、图谶异闻、道教及佛教思想。那么,沈约为什么要竭力为上古圣王的权位寻找神学根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现实着眼,维护刘宋政权,论证它的合法性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符瑞志》采用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作为解释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式。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现象的系统。战国至秦汉之间,五德终始说先后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二者在解释某些重要王朝“德属”问题方面的观点截然有别:第一种是以战国时期齐人邹衍为代表的五德相胜说,即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解释自黄帝以来历史王朝的更替情况;第二种是以西汉刘歆为代表的五德相生说,即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解释自伏羲以来历史王朝的统序。[7](P39)这两种类型历史统序说的形成,与倡导者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直接相关。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征伐不断,周天子的权威全然不存,政坛上的新贵要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为自己的暴力夺权行为赋予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旧相革、“五德相胜”便成为最为恰当的理论依据。五德相胜说虽肇始于战国时期,但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却在秦汉之后,原因是秦、汉政权的获得都是付诸“暴力”(而非“禅让”)的结果。该学说以属于“土德”的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始,将大禹(夏)、汤(商)、周、秦、汉分别归为木、金、火、水、土。按照五德相胜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自黄帝之后总是后代胜于前代,并借“汤武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实现政权的轮换。换句话说,就是以暴力手段推翻前代统治,以新的“家天下”取代旧的“家天下”。相反,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则以五行相生为基础,认为中国历史以伏羲氏为开端,伏羲氏是木德,汉为火德,汉代是直接继周而来。详情见表1。  刘歆之所以没有采纳当时既有的邹衍五德相胜说而创立新的五德终始说,是因为当时王莽已经通过虚伪的所谓“禅让”方式,从刘氏家族手中夺取天下,建立新朝。根据现实需要,他便力图以这套学说证明新朝禅汉而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自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刘歆构建这套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其政治动机就是服务于汉新禅让的需要,因为禅让,所以相生;如果革代,则是相胜……历史上的尧舜禅让,变成了现实中汉新禅让的样板。”[7](P43)很明显,《符瑞志》所反映两汉以前的历史统治秩序,是刘歆五德终始说的翻版。详情见下页表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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