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5:11:09 《史学史研究》2014年2期第 蒋宝麟 参加讨论
1952年4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厚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做自我检查，称自己以前“受北大、史语所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讲究史料分工，“精专而狭”，看不起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14)按胡厚宣193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由傅斯年招致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长期从事甲骨文和先秦史的研究。“自我交代”内容虽囿于特定的政治语境，不过出身北大—史语所正统的胡厚宣，其口吻与20年前胡适批评柳诒徵“不曾受过近代史学训练”，所以对史料的估计和材料的整理“都不很严谨”却如出一辙。(15)两位胡先生对中央大学史学的印象其实并非全无来由。 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建校之初，以“打倒东南学阀”为立校宗旨，积极贯彻“党化教育”，给世人以一种政治激进的形象。(16)1927年夏秋之交，赋闲在家的北京大学老教授陈汉章先后接到第四中山大学和尚在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北大的邀请电函，两校都邀他重执教鞭，但均被其婉拒。其中，四中大方面由柳诒徵致函相邀。陈汉章在复信的初稿中称：“若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若燕处南羁，不无入民党之诮。”(17)不过，陈汉章最后还是应邀于1927底赴南京，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后史地分系，单设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直到1931年初。(18) 陈汉章在清季即以经史之学名世，民元起在北京大学授课，属学界耆宿。新文化运动期间，陈汉章的学问在北大已属边缘，于1926年夏离京返里。顾颉刚入读北大哲学系时，陈汉章曾教“中国哲学史”一课。当时顾颉刚发现陈先生在课上提供了无数材料，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但顾当时已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都是“靠不住的”。(19) 在顾颉刚的眼中，陈汉章虽博学，但过于信古，或与柳诒徵治学有相近之处。顾氏的疑古受今文经学影响极大，所以曾经被他视为学术偶像的章太炎由于是个“纯粹的古文家”，固守汉代古文经学本位，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20) 宽泛而言，陈汉章南来颇具象征意义，表明在东南大学改组后，学校政治氛围虽新，但学术取向却并未完全转向。这一点与同时期黄侃等人南下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术影响很相似。而中文系黄侃、吴梅、胡小石和汪辟疆等人也与陈氏颇多往返，在南京时常组织诗社，共聚雅集，酬唱应和，颇有传统文人交谊之风。(21) 陈汉章加盟中央大学使得以往南北史学的新旧对峙得以延续。正如顾颉刚对陈汉章的观感，新派学者大抵批评旧学者不承认或不运用新史料。陈汉章则争锋相对，对史料的新旧有另一番理解。他在中央大学开设“史学通论”课，其中讲到史料之取资问题，认为：“世之矜言改造新史者，必先蒐集史料，抑知新史必从旧史，蜕化而出。……以徵实方法治史，史料何所为新旧耶？”(22) 近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趋向是经学走向边缘而史学走向中心。(23)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许多老辈史家的学术取向尚在经史之间。陈汉章在中央大学时曾著《史通补释》一文，由柳诒徵作序。柳氏认为：“伯弢先生治经，兼用今古文二家家法，以之治史，亦洪谶举毕”，陈氏《史通补释》用的是“古文家治经之法”。经史不分，是新派史家批评旧派学者学蔽的主要根据。但在柳诒徵看来，陈汉章此法颇善，并暗中批评新派学者，“读其书者，不能论其世，徒泥文句之迹，高谈疑古，是锲舟求剑也”。(24)或许，此种研究史学的路向予四川大学同行视中大史学系的特点为“史学智识之研究”的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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