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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7)


    从历史渊源上论,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当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历史系兼课的顾颉刚及其“疑古精神”有时也被当作南大历史系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54)一般而言,目前中国有历史传统的大学院系均会考镜学系和学科的源流,书写自己的学术史。此类“学科发展史”,不同于传统学案体必强调的“汉宋古今”学派之分。但是,若仔细思考,究竟何为源,何为流,历史上任何学术机构是否都存在“兼容并包”,某些学人或学派的自我认同和对不同大学如何认同,恐怕还需审慎思考。 
    顾颉刚与中央大学历史系擦肩而过,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校政变局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而另一方面与顾颉刚的学术芥蒂有关。在当年,经历古史论争后,顾颉刚似乎对东南大学诸公的印象不佳。1924年12月,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翼谋)、国文系陈去病(佩忍)和顾实(惕生)来北京调查清宫档案,并到北大参观研究所,顾与之交往后,认为“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55)对缪凤林,顾颉刚也无好感。在中央大学时,顾颉刚听闻缪欲兼任历史系主任,拉拢学生,对其颇不齿,“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56) 
    缪凤林是顾颉刚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和柳诒徵一样,常被同业冠以“信古”(或“是古”)之名。缪凤林曾编著《中国通史纲要》一书。(57)1937年3月12日,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副刊发表顾颉刚重要助手童书业对缪著作第一册(秦灭六国之前)的长篇书评。首先,童书业赞赏缪凤林书写中国通史的勇气,并称赞“这部《中国通史纲要》,很足以解除我们目前的学问饥渴”。缪著虽然只是大学课本,但在史料上极为严谨,“稍有疑问的新说法与荒诞无稽的旧史料,本书概不收录”。最重要的是,作为后期疑古派的中坚人物,童书业发现一般人印象中缪凤林是“信古”和“是古”的,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缪氏受崔述的影响颇深,并曾说:“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丰富”。(58)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述中国上古史,开篇为“传疑时代(唐虞以前)”,将唐(尧)虞(舜)之前的历史归为“传疑时代”,其历年无法确证。在此篇中,缪凤林又详细梳理“三皇五帝”传说之由来,认为从《尚书》之义,尧舜之后才为信史。(59)童书业发现在继顾颉刚后,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弟子蒙文通和“右翼骁将”缪凤林也开始怀疑起“三皇五帝”。特别是后者,他“素来是以‘信古’著称的古史学者”,也开始有些“疑古”的精神了。(60) 
    童书业看到缪凤林“疑古”的一面,但后者与昔日学术对手却无思想共通的感觉。缪氏在《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中认定尧舜以后时代为信史,即承认夏的存在,这与疑古派有本质性区别,并与当时以甲骨卜辞证殷商为信史而殷之前为神话传疑的通行古史观也不同。缪凤林明确表示:“三古史实,自汉以前,不特非层累造成,而实系层累亡失。”缪之“层累亡失”说绝不等同于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后者视整个传统上古史系统均为神话传说构建,乃“伪史”;而前者认为先秦典籍所载古史传说,“苟非汉后伪托,疑皆有所本,且皆经层累亡失之故而仅存者”,是信史不全。(61)质言之,现存的上古史传说(如三皇五帝)经历年传衍和史籍亡佚,已人言言殊,但皆有所本。这种治学取向上的区分,往往造成学人间的隔阂。刘起釪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曾同时受教于缪凤林和丁山两位老师,缪“强调我一循原所承之学,不骛新奇之说”,丁则“授我以甲骨文金文知识,希望我同他走王国维先生的治学道路”,而且二人“彼此相轻,每至诋斥对方为不学无术,往往言语激越,使我感到适从为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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