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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学史视域下的陈寅恪隋唐刑律制度研究*(4)


        其次,家族(家世)与地域是陈寅恪民族文化视角所倚重的两大核心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一政治特色对当时的学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①。陈寅恪认为:“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者不可分离。”②陈寅恪此论似乎意在表明,以某一历史阶段的家族与地域为切入点,是把握这一时期学术与文化的又一关键因素所在。
    正因为陈寅恪认识到了这一时代政治与学术之特殊关系,故此,在追溯其法律制度变化时,陈氏紧扣家族与地域这两大核心因素,经过条分缕析,层层严密考证,最终能够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诸多引领该学术领域的论点。
    如在考证北魏孝文太和之前的初次律制改革情况时,陈氏就把当时议定刑律诸人的家世、学术、乡里环境作为考证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崔宏、崔浩、胡方回、高允、游雅之等参与当时议律之人家世、学术传承以及他们在此次议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最后得出“拓跋部落入主中原,初期议定刑律诸人多为中原之士族,其家世所传之律学乃汉代之旧,与南朝之颛守晋律者大异也”③的结论。再如,在考证北魏刑律制度的河西文化因子时,陈寅恪同样采取从参与修律之人的家族以及地域为切入点,参与太和第二次刑律改革者主要为李冲与源怀二人,李冲是当时太和新律总主持,他与河西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源怀虽非汉族,然其家子孙汉化特深,当时人都把他当作汉人。另外,李冲与源怀二人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学术渊源关系,他们都保持有河西文化的遗风。通过论证,最后得出“太和第二次定律河西因子居显著地位,观此可知矣”④的确论。
    地域因素是影响当时文化及刑律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对河西文化之考察,陈寅恪同样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影响甚巨之论点。正如陈其泰所讲:“河陇地区在文化上于南北朝据有突出的地位,由于中原长期战乱,许多世家大族避居河陇,把文化带到偏僻之区,中原连年大乱的结果,遂造成原先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与僻居一隅的河陇地区文化学术上新的巨大反差,造成朝廷太学与世家大族教育上新的巨大反差,以往落后的河陇地区反而成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先进地区。这是陈寅洛钩稽史乘、深入探析而勘破的千余年学者未予注意的历史隐秘。”⑤陈寅恪上述认识更对爬梳中国刑律制度发展沿革帮助甚巨,因为它颠覆了那种落后民族地区的刑律制度必然落后的传统观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因素或许能够促使曾经一度落后的地区成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地,该地区的刑律制度因吸收先进文化之影响而获得重大发展,进而成为影响其他原来曾相对先进地区的刑律制度。即便放在今天,这一观点依然不失其科学性。
    由于陈氏在地域与民族文化之关系上具有如此灼见,诸多论点今天依然被人信服。如,陈寅恪在概括元魏刑律时说:“总之,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⑥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能够在刑律制度上取得如此成就,陈寅恪给出了一个较为精准的答案。其中,中原地区因战乱导致文化衰落,自不必再论。此外,他这样分析:“就南朝承用之晋律论之,大体似较汉律为进化,然江左士大夫不屑研求刑律,故其学无大发展。且汉律之学自亦有精湛之义旨,为江东所坠失者,而河西区域所保存汉以来之学术,别自发展,与北魏初期中原所遗留者亦稍有不同,故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者,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也。”⑦ 通过陈寅恪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用民族先进与否来断定刑律制度之优劣的做法是偏谬的,它不可能正确认识到刑律制度的本质,更不用说对其做出客观评价了。
    综上所述,陈寅恪之所以能在隋唐刑律制度研究中取得如此深邃的论点与识见,主要因为他采用了民族文化视野,紧扣了种族、地域等影响政治与法律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做法,也为我们法律史学研究者提供了重大的启发意义,即研究者只有切中引领学术发展大势的关键因子,才能为最终发前人之所未发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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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②③④⑥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119、121、123、123~124页。
    ⑤陈其泰:《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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