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50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科 赵梅春 参加讨论
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因 无论是范文澜还是钱穆都关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但对历史动因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国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他指出,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会。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了,原始公社制不断崩溃。代夏而起的商朝在生产工具、牧畜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周初年的主要劳动者有自己的一点小份地和小私有财产、自己的家庭,他们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因此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这说明经济结构的改变,必定引起社会制度相应的变革,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范文澜认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如自秦至南北朝,经济基础不断地扩大并加强,文化也大进一步。汉以前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至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得到了开发,到南朝时又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经济赶上了黄河流域,文化上也超过了北朝,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以来经济基础进一步扩大,闽江、珠江流域得到了开发,文化也明显超过了前一阶段,故而中国历史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西周至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自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范文澜还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如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封建领主统治,为建立强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隋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建立了更强大的唐皇朝;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推翻了蒙古贵族的野蛮统治,建立了盛大的明皇朝。在他看来,农民的革命斗争为社会前进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对于范文澜所肯定的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钱穆则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下层人民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反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扰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2]引论11在他看来,“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2]引论11。对备受人们推崇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也予以否定,认为除了给国家社会以莫大的创伤以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2]引论11 钱穆认为,历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其在行进过程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的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4]4,历史的连续与变化使其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生生不息,“起灭中有生命贯注,寂尽中有生机常在”[4]7。而在这一生命过程中,文化是其根本,起着决定作用。“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2]引论27因此,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2]引论10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朝代的兴亡,都系之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生命力的盛衰。所以,钱穆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之变迁,并从民族文化演变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之生命力。首先,他认为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论及中国在汉亡以后没有像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于黑暗时期之惨运,钱穆指出,这是因为“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2]引论16。正是这种具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合理的方向前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分裂,又出现了盛大的隋唐统一皇朝。“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2]283这种渊源于先秦,递衍至于秦汉、隋唐一脉相沿的学术思想使中国社会绵延不断。其次,他指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决定历史的变化,朝代的盛衰、政治的成败皆系之于此。论及东汉政权毁灭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的出现时,钱穆认为,缺乏一种合理的观念或理论是其根本原因。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法存在,必趋消失。”[2]154而一姓万世的观念使东汉王室与民众隔离,内朝、外朝的分别,使东汉王室与士大夫隔离,以致外戚、宦官得以寄生王室里边而促其腐化,走上黑暗的道路。所以,东汉政权的灭亡并不是被黄巾军和董卓等军阀所推翻,而是没有一种政治理想使士族支持统一政权的复兴。“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2]156“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2]156故而只能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治能逐渐走上正轨,为隋唐大一统盛运的来临奠定基础,是因为北方士大夫有合理的政治思想。“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源泉。北朝政治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的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2]249安史之乱后,唐朝所以由盛而衰,亦在于其政治背后的思想观念。其强盛是因为各项制度的背后有一个理想或观念为指导;其衰落,乃是这种精神的丧失。“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驰,其制度亦趋于腐化消失。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制度的建立。及此项新制度日趋崩溃,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2]300所以,“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2]299。在此,钱穆明确地指出,思想与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甚至认为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对传统文化过分蔑弃,终被以保全民族文化礼教和社会秩序相号召的湘军所败。“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2]634从这一认识出发,钱穆指出,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生命力和源泉。“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2]引论27-28因此,“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2]引论28。他坚信中国重新崛起,有待于民族国家内部一种新生命力的成长发展。 可见,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的认识上,范文澜与钱穆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