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6)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06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科 赵梅春 参加讨论
五、史学研究与有关历史发展前途的认识 从上面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钱穆《国史大纲》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无论是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还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因、中国历史主体,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都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两种自成系统的中国历史观。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在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发展,不断进步;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从低级社会形态不断地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他们研究、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也是因为他们在历史的巨变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应变态度不同。钱穆的中国通史观更多地体现出传统史学家、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对策,而范文澜所建构的中国通史体系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中国前途的认识,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8]。 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以历史教育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国民爱国心,成为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意识。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史学家更加痛切地感觉到应该认真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感到,应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总结,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增强中国人民抗敌的勇气和对民族的信心。如邓之诚撰写《中华二千年史》,旨在以历史事实告诉人民,中华民族2000年来之所以能危而复安、弱而能存、亡而复兴之原因,从而使国人在艰难的处境之中,具有必胜的信心。张荫麟《中国史纲》要“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壮观”[9],鼓励全民族努力创造一个新时代。钱穆认为,“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要唤起民众,必先认识历史。新通史的最主要任务,是将国史真态,传布本国人民,使其了解祖先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激发他们热爱、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的热情”[10]。为解决现实问题指明方向,被钱穆视为通史撰述的重要职责。他曾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11]在《国史大纲》中,他告诉人们中国社会虽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但其生力尚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2]引论22中国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挫折。其所谓的“生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所获得其生机。”[2]引论27他满怀深情地写道:“值此创钜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2]引论27期待国人对中国历史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懂得在中国自身内部寻找社会改革之方案。为此,他批评科学派史学研究者沉溺于琐碎的考据,“与当身现实无预”,“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也批评革新派以历史为宣传改革现实的工具,对历史并没有真切的认识。钱穆力图通过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命力的揭示,期望国人能从国家民族自身寻找到救亡和复兴的力量源泉,自然地将学术文化、士大夫的活动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予以研究,认为民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泉与推动力,而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士大夫则是抗战建国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士大夫身上。钱穆强调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而西方历史像一幕剧,中国历史常在和平状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以发展,而西方历史则在斗争中显示其生机与活力,竭力突出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差别,显然是要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式的革命,救弊纠偏式的改良才是正道。 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以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从历史发展中看到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认清奋斗的目标。他指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可见,他是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指示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作为其《中国通史简编》的撰述旨趣。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既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昏愚贪暴,鸦片战争以来,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6]769“中国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永远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沦为殖民地奴隶不可,因而只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类应得的待遇。”[6]769历史上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只能推翻旧的地主政权,起而代之的依然还是地主政权,对农民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6]118这是告诉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对中国社会和前途的这种看法,使范文澜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更多地关注劳动人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揭露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 虽然《国史大纲》、《中国通史简编》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两书在当时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励着人们的民族爱国热情。1949年以后,这两部中国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中国通史简编》成为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体系,《国史大纲》则被排斥。然而,近十几年来,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史大纲》颇受欢迎,《中国通史简编》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战时史学”的代表而备受冷遇。这种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重新思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思潮有关。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憧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