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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3)


    二、从深层次对两汉政治制度的“重构”
    汉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成长时期,在政治措施、典章制度方面开创了许多新局面,对后代皇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汉代政治制度之研究,却鲜有学者论及。清代乾嘉考史学家偶有涉猎,却非系统与全面。劳榦研究两汉史,始终重视汉代政治问题,撰有多篇对汉代政治史进行专题考索的学术佳作,后集结为《汉代政治论文集》,于1976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综合考察劳榦对汉代政治史之研究,可以看出他对汉代政治制度的发覆,已经触及汉代封建政体的深层次问题,值得今人重视与总结。
    (一)关于汉代内朝官之考订
    汉代官制系统分中都官与郡国官,凡在京师为官者皆属中都官,同理,凡在外郡与诸侯国为官者则成为郡国官。中都官又分为内朝(或称中朝)与外朝。孟康在注解《汉书·刘辅传》时首先注意到,他说:“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清代考史大家钱大昕在考订《汉书》时也注意到此问题,言:“《汉书》称中朝官,或称中朝者,或称朝者,其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为分明。……给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举,不无遗漏矣。……然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直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5]1434钱大昕虽已由孟康注之启发注意中外朝问题,并通过考证指出孟康所列内朝官有所遗漏,但言之甚简。于是劳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对内朝的起源、范围、种类、职能及影响进行了系统考证。他对秦代与汉初官制考察,认为“汉代的政治是以武帝为转捩点,内朝、外朝的分别便是在武帝时代形成的”。武帝时期,朝廷之事已渐渐不由丞相决定,尤其是“田蚡以后,薛泽、公孙弘之流为相,不过取其雍容儒雅,朝廷事是不由丞相的”。但国家多事,武帝用人不拘一格,所以“平添了不少宾客”,这些人本无地位,但因受到武帝的重用,遂与丞相为首的外朝形成相对应的内朝。内朝除孟康注解言及的官职之外,劳榦通过对史实的探究,揭示出左右曹、给事中、尚书等亦属于内朝之列。关于内朝的种类,劳榦分为三类:一是得入禁中的,有侍中和中常侍;二是天子的亲近执事之官,有左右曹和算骑;三是掌顾问应对的,有给事中。此三类为天子近臣且加官者,而尚书虽不加官,但也属天子近臣,与第三类接近。劳榦综合有关史书对汉代历史的记载,将内朝所涵括的官职一一考证,最后从史实中总结出内朝、外朝升降趋势及其演变之结果:“到了武帝时代,丞相和郡守国相之权虽然尚仍旧贯,但天子方面对于丞相的压力增加了。天子方面的压力,便自然形成了一个集团,便是内朝,内朝结论总汇的所在,便是尚书。在这种状况下,尚书的组织便会庞大起来。”[6]
    劳榦首次对汉代的内朝官做出深入翔实的考证,其卓越见解受到后来秦汉史研究者的重视。林剑鸣在所撰《秦汉史》中对中外朝形成的论述便吸纳了劳氏的见解[7]332-339。时隔半个多世纪,仍有学者评价劳榦对汉代内朝制度的研究,“是近几十年来研究西汉内朝制度的奠基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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