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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将极大推动中国史学研究创新与发展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图为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10月30至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闫坤,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珍等出席开幕式。刘庆柱和杨珍在大会致开幕词。开幕式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主持。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庆北大学、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并围绕“中国古文书学”这一主题展开大视野、多角度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致辞。本网记者 钟义见/摄
    刘庆柱在致辞中指出,通过文书治理国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伟大智慧之一。近年来,随着更多出土与传世文书的发现及深入研究,越来越使我们认识到,文书行政与契约社会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公文书确保了政令的畅通,私人契约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文书是否畅通,契约是否得到有效履行,体现出当时国家的治理水平,反映出社会和谐的程度。古文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同时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手段的重要线索。以公私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古文书学与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往有关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等出土或传世文书的研究虽已深入,也形成了若干新兴学科,然而,这些学科受限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及存在形态的差异性,形成不同的概念与分类标准,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能够将作为原始文献的古文书与一般编纂的典籍文献区分开来,进而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古文书的内在特点。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既有学科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参考国外古文书学的理论与经验,建立起跨断代的、涵盖公私文书研究的“中国古文书学”。这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学科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完善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
    刘庆柱认为,建立“中国古文书学”,不仅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以往中国没有“古文书学”,所以西文“Diplomatics”常常被翻译成“古文献学”,实际上“Diplomatics”更确切的含义是“古文书学”。随着“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将有助于世界史研究者从古文书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东西方历史,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者进行对话提供了平台,这将会极大地推动整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