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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畜德”功能(2)


    培养人们的自律意识
    从先秦时期“书法不隐”的直书传统、南北朝时期刘勰的“素心说”,到唐代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再到元代史学家揭傒斯的“心术说”,最后到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史德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家对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视。古代史家之所以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因为史学作品能否起到或者起到多少“畜德”的作用,与史学家有着重要的关联。只有当史学著述者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时,才有可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历史撰述中去,史学作品才有可能具备“畜德”的作用。因此,这一功用的实现,是史家道德修养与历史撰述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录直书这一优良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汉史家荀悦在说明其作《申鉴》的意义时说:“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君举必记”正是史学实录直书精神的表现。史家通过据实直书,能够让历史人物的形象如实地反映在历史舞台上,无论妍媸黑白,皆无所遁形,所谓“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彰”,即是如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人物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毕竟“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关系着身后的形象与名声。因此,北魏孝文帝要求史官“直书时事,无讳国恶”,表明他具有强烈的自律意识。宋代史家薛居正进一步说道:“善者既书之,其不善者亦书之,庶使后之君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也”,所言也是史家的实录直书精神,体现的正是自律精神与震慑作用相结合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具有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作用。要言之,史学在历史撰述过程中,以实录直书的方式来实现其“畜德”功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