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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畜德”功能(3)


    史学“有益风化”
    伦理道德规范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往往被认为具有“谨名分之辨,黜邪而与正,尊王而贱伯,明义利之分,辨枉直之实”的作用。程颐在评论唐太宗和肃宗时即说:“唐太宗,后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识其恶。至如杀兄取位,若以功业言,不过只做得个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至如肃宗,即位灵武,分明是篡也。”史学家范祖禹深受程颐影响,他说:“哥舒翰守潼关,王思礼请回兵诛杨国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禄山也。’翰偾军降虏,固无足道。然其言可为后法。(唐)肃宗以皇太子讨贼,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程颐和范祖禹的这些认识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度出发的,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标准,现在看来固不可取;但就其合理内核而言,他们是在阐述史学与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对于伦理道德的尊重,洋溢着尊重品德、人格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是一致的。因此,单从提高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传统史学在历史评论中对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不论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还是“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的自律精神,抑或历史评论中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体现的都是传统史学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重视,传统史学也因此被认为“有益风化”。西晋史家陈寿撰《三国志》,时人就评论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这种“有益风化”的作用,不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因此,传统史学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及其“有益风化”的作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历史评论研究”(15CZ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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