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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女妈祖何以走上神坛(3)


    
    新道教助推妈祖形象演变
    妈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神灵体系,还受到儒释道三教合流趋势下新道教伦理观念的影响。新道教是对宋代兴起的“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净明道”等道教派别的统称,它们起自基层,关切现实,回应疾苦,同时吸收儒家伦理和佛教经义,强调自食其力、勤俭持家,不仅在民间很有影响,在士大夫阶层也颇有市场。
    道教神祇的体系化是在宋代完成的,一方面,笃信道教的宋代诸帝为祈求国祚绵延、河清海晏,热衷于为道教诸神进爵赐号、创造节日,鼓励编纂《太上感应篇》等劝善道书,教化民众奉行三纲五常。更有甚者,以御容为模范塑造道教神像,例如,由宋孝宗潜邸改建而成的佑圣观供奉的真武真君像,便是以孝宗御容为模范的。另一方面,道教各派也利用统治者的崇道心理,争相将本派宗奉的神祇、历史人物纳入道教的神灵体系。例如,净明道以孝悌为准式,以内丹修炼为基础,强调明心见性、忠孝伦理,颇受统治阶层的青睐。其创派祖师许逊因此获封“神功妙济真君”,在道教神谱中的地位仅次于正一派祖师张道陵。
    新道教强调当下修行,以今生德业为标准决定阴间和来世的命运,认为凡人多做善事、广立功行,则“神仙可冀”;神仙若要避免堕入六道轮回,可下凡修炼,然后再重归仙位。这种思想对于民间信仰颇有影响。在一些话本和小说中,妈祖被演绎为北天妙极星君的女儿玄真,她在得到西王母授丹和南海观音授法后,为度人间苦厄而投胎下凡,功成又重返仙界。这种仙人下凡、凡人得道成仙的伦理模式,看似与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说”并无二致,实际上却有着明显区别。概而言之,神人同形同性是以人为核心,强调神的“人格化”;而凡人得道成仙是以神为依归,强调人的“神格化”。
    从历史事实来看,新道教是当时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它既迎合了饱受动荡困苦的民众自我慰藉的情感需要,同时也以“神格化”的理想情怀,将儒家伦理谐调到想象的宇宙秩序之中。进而言之,新道教一方面为吸引中下层民众,强调身体力行、苦己利人的证道实践;另一方面则出于自身生存的现实考量而迎合统治上层,强调忠君孝亲、清静无为的处世原则。在这一背景下,妈祖作为民间道德的典范,被纳入道教的神谱系统,正是统治阶层所乐见的。官方对妈祖的加封和推崇,不仅是对民间朴素情怀的积极回应,也是强化礼法观念、收拾人心的有效做法。
    综上来看,妈祖形象神格化的塑造,并非一种简单的迷信崇拜,而是宋、元、明、清官方有意识的宣传,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妈祖形象建构的过程中,文化精英阶层在其信仰功能、仪式规范的理性转化方面起到了决定作用。通过儒释道三教伦理的诠释,妈祖被塑造成“天道”的担当者,并被赋予“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政治功能,从而承载了支配日常生活和稳定民间秩序的使命。这对于引领民众向善、劝导行为自觉,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从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来看,妈祖文化随着华人移民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冲击。在移民群体中,妈祖文化的“在地化”趋势随着多元文化混合的加强而加强,妈祖形象经历新的价值体系建构,成为跨文化、跨种群交流研究的样本。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对妈祖形象建构的历史情境进行考察,不仅在于对其建构模式的分析,而且在于发掘价值体系在规范和重组文化灌输能力中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发掘妈祖形象在增强文化凝聚力、构建和谐互惠的文化交流模式中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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