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
http://www.newdu.com 2017-09-13 新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人物简介 施存统别名施复亮，出生浙江金华，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施存统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共，曾在多所高校任教，曾是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曾组织民主建国会。建国后，施存统担任过劳动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等职，于1970年病逝北京。 人物生平 1899年冬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叶村。祖父施长春，世代务农。祖母徐氏，粗识文字。祖母性格刚强，辛勤劳作，备受艰辛。虽然施复亮自幼家境贫寒，但是他发誓努力读书，将来为父母争气。祖母还教育施复亮，如果做官就要作清官，不能贪财，要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些教诲对施复亮一生影响很大。 施复亮9岁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两年后转入金华长山小学。他学习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绩特别优秀，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1917年，由大舅父资助他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春，祖母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又因生活贫困得不到医治，同时还饱受祖父的打骂和虐待，终于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5岁。祖母的早逝对施复亮刺激很大，他不断地苦苦思索：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祖母，可是祖父虐待祖母；我要对祖母尽孝，就要反对祖父；可是，对祖父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恰在这个时候，，《浙江新潮》向他约稿，施复亮就写了《非孝》一文。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复亮被迫离开学校，这就是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 1920年4月间，施存统与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时，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戴季陶与陈独秀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当戴季陶知道他们想去投靠陈炯明时，就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二人被说服后，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同时打算到工厂做工。但当时施存统正患肺病，所以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魏金斯基抵达上海后，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共8人，还由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还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中共“一大”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当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二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周佛海己多年没有回国了，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在日本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他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翻译的《资本论大纲》和《社会进化论》等，深受读者赞赏。 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关了10多天后，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施存统回国后，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全国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中间有湖南省的刘少奇、易礼容，北京的代表邓中夏，广东的代表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的代表贺昌、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蔡和森在大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会上还决定了团的纲领，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所以，施存统才是真正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1922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 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市东南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名左右，有湖北省林育南，北京的刘仁静、邓中夏，此外还有瞿秋白、恽代英等。因为施存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后经大会讨论，同意了施存统的请求，于是，施存统离开了团中央。施存统离开团中央后，1923年秋，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就由施存统继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复亮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上安排施复亮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复亮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2月，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夫妇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教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妻子钟复光此时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复亮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因为施复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施复亮还是国民党党员，施复亮在《悲痛的自白》中宣布不退出国民党。施复亮退出共产党后，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曾经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后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他对国民党绝望了，决心埋头做一个书呆子，就这样施复亮从政坛上退到了书斋里。1929年到1936年间，施复亮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这些书有些是他一个人译的，有的是与陈望道等人共译的。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下的中国，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但他的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施复亮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教授《资本论》，九一八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复亮再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因为思想激进，施复亮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五大教授之一，因为学生提前报信，施复亮才得以逃脱。因为遭国民党通缉，1933年由冯玉祥资助，施复亮东渡日本卖书、读书。1935年春，冯玉祥将军聘请他到泰山讲学，冯还赠送给他2000元。1935年暑期，他又与夫人钟复光同去日本读书、卖书。1936年春，施复亮在上海与人共筹进化书局，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同年施复亮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教书。 1941年，施复亮失业，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告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对此，施复亮严辞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名著一时的战士。1946年2月12日，施复亮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以至脑震荡。当时我在重庆女子中学读书，请假服侍施复亮。校场口事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医院中，由施复亮口授母亲钟复光笔录一篇题为《愤怒的抗议》文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在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往医院慰问了施复亮等人. 施复亮出院后，重庆的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已在策划发动全面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民主人士受到监视。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提议施复亮迅速离开重庆以免受到迫害。6月初，施复亮与新华社的一些同志乘飞机迁往上海。施复亮在上海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准聘用施复亮任教。期间，施复亮曾去主编《京沪月刊》，但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对蒋介石的内容而被辞绝了。施复亮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也没有着落。这时候，一位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了施复亮，请我们搬到他的家中居住，父亲非常感谢这位在困难中接济他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担任了国家劳动部副部长职务，对比解放前，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家中一日三餐十分简单，他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紧张，我见光南常开夜车，脸色不好，就买了半斤巧克力给他，施复亮知道后批评我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能忘记农村，不能忘记农民。” 施复亮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捐款1145000元（旧币），河北水灾捐款2000元，支持家乡办学捐助2000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施复亮去世以后，没有给家庭留下一分钱。 施存统后代 其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施光南（1940年8月22日—1990年05月02日），被称为“时代歌手”，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祖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叶村。父亲施复亮是共青团早期领导人，母亲是重庆江津人。代表作有《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月光下的凤尾竹》、《祝酒歌》等。 施存统夫人王一知 王一知，中共早期的女党员之一，1922年由俞秀松和刘少奇介绍入党，与王剑虹（瞿秋白原配妻子）、丁玲（作家）等在上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学习。与向警予（蔡和森妻子）、王会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妻子）等从事革命活动。1953年起，长期担任北京101中学校长，1982年退休。 王一知大约是在1923年在上海大学时与施存统相识和同居的。1925年与张太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起义领袖）同居，1927年10月20日，生子，张芝明。1927年张太雷牺牲后，王一知携子一度蛰居北平，后与做地下电台工作的龚饮冰结婚，在上海长期从事党内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 施存亮与王一知分手后，1927年，在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时，与军校教员钟复光结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