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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伦敦疯人展始末(2)


    其次,社会中上层认为疯人展演可以作为警示,起到教育、威吓民众的作用。例如,宗教界人士认为,让人们参观疯人,可以作为一项道德教育,使世人远离罪的诱惑,以免像疯人一样失去理性。1753年,《世界》杂志刊发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对伯利恒疯人院的疯人展览大加赞扬,称人们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要沉迷,不要让原罪发酵,否则便会失去理智,堕落成疯人院中的可怜生灵,并称直观、公开地展览疯人比任何学校教育更为有效。
    再次,疯人展演也出于经济利益诱惑。1815年,伯利恒疯人院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调查报告表明,18世纪后期,伯利恒每年疯人展演的门票收入高达400磅,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数目。
    最后,它还具有宣传市政当局政绩的目的。由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破坏,市政当局主导重建了伯利恒疯人院,1676年完工,市政当局想让参观者一览伯利恒,以显示市政当局的能力和作为。
    当然,从最初就有反对“畸形秀”的人。1684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威彻里就谴责以挑逗疯人取乐的丑陋行径。1723年,英国诗人、剧作家海德兰德·雅各布对疯人院中蜂拥的吵闹非常反感,认为这是有伤体面的事情。到18世纪中叶,更多的人对疯人展览予以批判,很多有识之士对疯人表示同情。18世纪70年代,英国画家约翰·泰勒在参观疯人院之后表示,这根本起不到道德训诫作用,而是对疯人的一种赤裸裸的羞辱。
    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疯狂被解释为一种疾病,人们的认知也逐渐发生变化;加上伦敦市政当局财力日趋雄厚,伯利恒疯人院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不再需要从展览疯人中获取收入。因此,18世纪末,疯人展览才慢慢终结。
    理解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关联
    18世纪伯利恒的疯人展演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它是当时历史文化的投影,也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弊端。在那个时期,不仅有喧闹、荒谬的“畸形秀”,疯人院也相应地在英国大量涌现。福柯认为,约束与允许展示疯子是社会的一种整肃和排除行动。美国著名精神医学教授托马斯·萨兹也认为,疯癫是制造出来的,是一个社会寻找、清除替罪羊的过程。
    从18世纪末期开始,随着精神医学专业的逐渐确立,疯人不再被视为野兽,而是有缺陷的病人。福柯指出,精神医学诞生之后,疯人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疯子被约束、被戏谑,精神医学诞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与照顾病人,仍是为了驱逐社会中的“他者”,维护文明社会虚幻的整体性。英国医学社会史家罗伊·波特也认为,精神医学更像是疯人院兴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些理论观点从产生之初就处于激烈的争议当中。很多历史学家、慈善家反对福柯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观念,他们认为疯癫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塑造,精神医学也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治疗与护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并不仅仅是驱逐、禁锢与戏谑。例如,1630年,伯利恒疯人院开始雇佣专门的护士来照顾疯人,1634年开始安排专业的医生来治疗病人。尽管护理与治疗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甚至出现了“畸形秀”这样展示疯子的闹剧,但不能仅以伯利恒的疯人展演来全盘否定伯利恒疯人院乃至整个英国疯人院的历史,而是应该将之置于这一时期历史、社会与文化中加以理解。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6—17世纪英国社会的精神失常者”(2015M58128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